1702505188
萨林斯（Sahlins 1963）比较了这两种系统。它们到达各自的临界点似乎是以非常不同的——有些人可能会说是相反的——方式。美拉尼西亚人平等主义的、以成就为定位的系统使得富有进取心的个人有可能通过铸造和他人之间的互惠纽带而获得权力。当一个男人想要扩展他的影响范围，他就要开始赠送礼物给陌生人，有时甚至在并非他所属的村子里。这是第一阶段，他将不会得到任何回报：需要时间去建立信心。但是，这种类型的事业计划对于“大人物”来说，是有风险的。在许多情况下，他自己的家族和同村人会抱怨，他们给了他贵重物品却没有获得足够的回报，因为他将多余的东西投资到“境外”去了。在某些例子中，这种状况会导致这个“大人物”的垮台：他可能被免职、杀害或被驱逐到村外。
1702505189
1702505190
波利尼西亚人的秩序的内在难题是不同的类型，但是这种系统也携带了可能会导致自身垮台的病毒。逐渐地，专门的官僚政府越来越大，而税赋也相应地增加，并且存在着风险：当负担过重达到纳税人无法承受的那个点时，他们就会起来反叛贵族阶层。
1702505191
1702505192
这两个相反的例子揭示了有关政治一体化水平的一个重要差异。美拉尼西亚系统是以亲属制度为基础的平等主义，其特征是平等和成就。而波利尼西亚系统则相反，它是世袭的，并且以归属身份为基础，建立在贵族与平民的差异之上。当平等原则没有被充分考虑的时候，美拉尼西亚系统会崩溃，而当制度化的等级系统不再是合法的，波利尼西亚的秩序也会垮掉。
1702505193
1702505194
一个重要的差异涉及各自的社会类型在累积剩余产品方面的能力。美拉尼西亚社会所实行的临时性农业（swidden agriculture）使得非常不容易生产出比维持生存所需要的更大量的产品，而波利尼西亚的火山群岛发展出的灌溉技术使其有可能供养一个由专业军人和官僚组成的阶级。如果这样一个巨大的剩余量在美拉尼西亚社会产生并引导了“大人物”及其家庭的方向，你很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其结果可能就是产生波利尼西亚的那种政治系统的类型。事实上，萨林斯（Sahlins 1963，也可参见Keesing 1981）评论道，在某些美拉尼西亚的社会中，比如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出现了一些趋势，倾向于发展出世袭制度、以归属身份为基础的政治权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贵族和平民家系之间的稳固区别。这种发展趋势的必要条件是过剩的生产产品足够多到出现一种劳动分工，可以使一部分人口完全不用从事农业生产。这些“昙花一现”的例子可能指向了一个政权发展的某些前提。
1702505195
1702505196
这种比较揭示了合法化的差异和可以被整合到不同类型的政治中去的人口数量的差异：很明显，集权化的波利尼西亚系统比平等主义的美拉尼西亚系统能够整合更多的人口。它因为拥有农业的剩余而从物质上供养了军人，因此拥有了强大的威压手段；而因为类似的供养机制，它还拥有一个专门的管理者阶级。萨林斯所描述的波利尼西亚系统显然就是克拉森和斯卡尔尼克（Claessen and Skálnik 1978）曾经提到过的“早期国家”（the early state）的一个实例，斯卡尔尼克（Skálnik 1992）后来说，这种提法是为了缓和那种被过于简单的二分法所激发的争论，也就是二分为“国家社会”（即“我们的”）和“无政府社会”（即“他们的”）。
1702505197
1702505198
作为策略行动的政治
1702505199
1702505200
本章内容到目前为止，一直是从一个大型系统的观点对政治进行分析。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关注到了卓越的个体，例如“大人物们”，根本的问题仍然存在：社会是如何被整合起来的？让我们现在提出一个不同的问题，也就是：行动者们是如何将政治权力最大化的？
1702505201
1702505202
在两种互补的政治定义之间进行区分可能很方便。首先，它们能够被定义为行动力（agency），就像包括了权力施加过程的各种权威性决定的确立。其次，它们可以被看成是一个系统，这种情况下，这个词语指的是社会中的权力和权威的流通。如果使用的是第一种定义，政治显得就像是个体或群体的竞争。所以，按照贝利（Bailey）的观点，创造了政治系统的各种规则涉及“奖赏、人员、领导者（团队）、竞争和控制”（Bailey 1969：20）。而如果使用的是第二种定义，政治的终极目的则在于其一体化的力量。
1702505203
1702505204
在对美拉尼西亚的“大人物”的讨论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大人物们”的个人成就的动机在美拉尼西亚社区间接地产生了政治凝聚力。如果我们坚持应用这一视角，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印象：“社会”除了作为大量策略行动的无意识后果之外，并不以其他方式存在。当然，同时，行动者也必须将他们的策略置于对他们的行动方案形成各种限制的系统（或社会）之内。社会生活的这种两重性在前面已经讨论过，我们现在只要考察在对政治过程进行的研究中，它的相关方面。
1702505205
1702505206
巴基斯坦北部的斯瓦特地区的帕坦人是种植谷物的农民（Barth 1959），人口中只占很微小比例的少数民族帕山人（Pakthuns），实际上拥有全部土地，而其余的绝大多数人口都是他们的佃户；帕坦人是父方世系的，所有形式的政治权力都掌握在男人手中。只有儿子才能继承他们的父亲，而所有的儿子都有继承权。那里极度缺乏土地，而在斯瓦特河谷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就是有关土地权利的竞争。在这样的争夺中，家系的各个分支显得就像是政治合作者。但是和努尔人不同，帕坦人通常不愿和自己的近亲同族结盟，而宁愿和更远的亲戚结盟，其原因就在于继承的规则，帕坦人的小块土地与他们的近亲的土地相邻，所以他们之间是争相扩展到对方的土地中去。帕坦人所以会与他们的远亲结盟而对抗近亲，因为远亲的土地在远处，而无涉利益。就这样，在斯瓦特河谷，“政治制造了陌生的同床者”。（不过，兄弟之间不会竞争土地：兄弟团结的规则比扩张的驱动力更强。）
1702505207
1702505208
为了扩张领地，帕坦人需要大量的政治党羽：他需要很多客户，他们能够耕作他的土地并且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动员起来成为士兵。客户和土地因此成为被竞争的主要资源。因为已经没有未被耕作的可耕地，为了客户和土地而展开的竞争实际上可被视为是一场零和的游戏：一方行动者获胜了，另一方就失败了。而且，巴思强调，这种游戏只在个人之间进行，而不是在家系分支之间，联盟或集团只是按照个体行动者根据实际情境的需要而形成。
1702505209
1702505210
最大化或阶级斗争
1702505211
1702505212
巴思对斯瓦特地区的帕坦人的政治所做的经典研究关注的是个体的最大化策略：个人如何投资他们的资源，他们相互间为了价值（当地的定义是土地和客户）的最大化如何以智取胜。在对巴思的分析进行的重新解读中，塔拉勒·阿萨德（Talal Asad 1972）认为，斯瓦特地区的权力悬殊是其政治系统中如此根本的特点，以致任何未将此考虑在内的分析都会产生误导。他指出，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对土地的不平等使用，这致使大部分人口保持在贫困和无权的状态。他接着指出，恩主-客户系统使客户们无法发展出可能导致他们进行反叛的阶级意识，因为他们本身根据所效忠的恩主不同而被划分成不同人群，他们无法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本身的利益。他们不是与压迫者进行斗争，而是相互争斗。
1702505213
1702505214
弗雷德里克·巴思（Fredrik Barth，生于1928年）在芝加哥、奥斯陆和剑桥的大学获得教育。他在很多不同地方做了大量的田野工作。大部分在亚洲，从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和波斯南部到不丹和巴厘岛。他的第一部完整专著《斯瓦特河谷帕坦人的政治领导》（Political Leadership among Swat，1959）在当时对于结构功能主义的持续批判是一个重要的贡献。汲取了游戏理论和以行动者定位的最大化的模型，巴思对政治所做的分析，不是将政治作为一种社会整合的手段，而是作为个体最大化其权力的一种工具。《社会组织的模型》（Models of Social Organization，1966）是一篇理论文章，呈现了一种动态的、基于行动者的、对于文化和社会的稳固模型的可取之道，后来在巴思的社会人类学中仍然常见。稍后，由巴思编辑和组稿的一些重要著作主要是关于少数民族研究（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1969）和复杂社会系统中的策略研究（Scale and Social Orgnization，1978）。1970年代以后，巴思主要研究有关文化和社会的概念化过程中的知识分配及其后果的问题。《贝克塔曼人的仪式和知识》（Ritual and Knowledge among the Baktaman，1975）和《形成中的宇宙论》（Cosmologies in the Making，1987）是以新几内亚的田野调查为基础而写成的，而《巴厘人的世界》（Balinese Worlds，1993）挑战了一个广泛流行的认为巴厘人的文化是同质的和均衡的观点，并提出了一个巴厘文化的生成模型，力图说明被创造的是多样性而不是相似性。
1702505215
1702505216
阿萨德用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财产和权力不平等的分析代替了巴思的个体主义的游戏理论的视角，很明显，两种研究途径提出了根本不同的问题。两者都与政治研究相关，但是却导致了对政治领域的非常不同的概念化。阿萨德呈现了一个系统视角，这里的个体行动变得相对无意义，因为他们遵循系统参数；巴思的分析将个体行动者的策略放大，由此系统形式主要地成为了一种行动的结果。两种解释都是有效的，但是这场论战揭示了它们可能会导向不同的结果。
1702505217
1702505218
后殖民国家
1702505219
1702505220
我们在后面会详细谈论到复杂的国家社会的政治和政治文化，特别是在第十六章和第十九章的文化复杂性的语境中。不过，这里会涉及国家政治的一些方面，部分地是为了避免产生世界上的多数社会都是无政府的这样的印象。当然不是如此，尽管在地方社区之间，国家政府的功能有很大差别——从几乎没有功能到在多数公共事态中发挥重要。一些人，比如皮埃尔·克拉斯特斯（Pierre Clashes 1977），会认为国家的出现和无政府民族被强迫合并成的国家，是文化历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岭。从上述讨论中可以学习到的主要课程，除了它们的民族志和历史价值，就在于它们所例示的各种比较模型和对政治进行研究的途径。今天，几乎在世界上的所有地方，现代国家在地方社区中都有清晰的体现和明确的表达。第三世界国家关于政治的大多数书本都认为，对于当地居民来说，总体的趋势是，被国家的法规和管制所征服。用马克斯·韦伯的著名语句来说（1978；比较Giddens 1985），国家在其存在的地方对于征税和合法使用武力具有双重垄断，它确保了新的权力丛并将新的要求置于其臣民或公民之上，而且，它在那些质疑其合法性的群体中常常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为的是确保国民的忠诚和顺从。
1702505221
1702505222
以下的例子可能很有趣，因为它展示了一种很少被社会科学家所研究的与国家有关的过程，也就是国家逐渐解脱于人民的过程。
1702505223
1702505224
卡杰萨·埃克赫姆·弗里德曼（Kajsa Ekholm Friedman 1991，1994）研究的中部非洲国家——刚果，1962年由法国殖民地变为独立国家，它人口稀少而自然资源丰富，但是，这个国家在其整个独立化的过程中，体验了一种几乎是持续的经济衰退。1990年代早期，这个国家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分崩离析：学校、医院和道路不再继续运转，腐败和裙带关系成为官僚政治效率的严重阻碍，而国家在减轻贫困地区的痛苦方面无所作为。在许多方面，政府都在国家公共事务中缺席。然而公共服务是一个很大的雇主方，因为生产手段是属于国家的，政府因此拥有大量资金。
1702505225
1702505226
埃克赫姆·弗里德曼的分析关注两个层次：国家组织、政府及其雇员，和处于地方社区中的行动者。她认为，国家本身，通过确保收入的独立来源——国外贸易和来自捐款中介的帮助，已经从人民中解放。和传统的非洲首领不同，她将之与刚果当代的统治者进行了明确的比较，后者不需要确保对国家居民的供养：他们可以不需要公民的税款，也不必要求他们服兵役。从戈然·海登（Goran Hyden）那里借用了一个比喻，埃克赫姆·弗里德曼将刚果人的政府与漂浮在国家之上的气球相比较。
1702505227
1702505228
国家行政机关的基础是赞助而不是知识精英，同时把亲属制度作为最重要的原则。所以，少数大型扩张的家族群体控制了整个国家的官僚政治并且从精神上要求雇佣他们自己的亲戚。埃克赫姆·弗里德曼注意到，作为一种结果，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刚果人在完成学业之后宁愿留在国外，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永远不会找到工作。
1702505229
1702505230
默许的顺从
1702505231
1702505232
为什么人民不起来反抗这样的不公平？按照埃克赫姆·弗里德曼的分析，答案在于他们的宇宙观和地方性组织。由于经济变化和人口迁移，地方宗族已经再也不能将人们组织成合作群体。而且，刚果人在遇到难题的时候，倾向于咨询巫医、有千里眼的巫师或者宗教领袖，而不是形成工会组织。的确，弗里德曼在解释刚果公民对统治家族的过分行径的默许顺从时，极其强调刚果人中盛行的“魔幻的世界观”，她展示了刚果人的政治行动如何迅速地转化成为宗教祭礼。
1702505233
1702505234
“不论是着眼于历史报道还是今天的世界”，戴维·科特泽（David Kertzer 1988，p．39）写道，“你最震惊的不是反叛的被压迫者起来毁灭剥削他们的政治系统，而是生活在这种社会中的人民的那种压倒一切的顺从，这是最使你印象深刻的。”科特泽强调仪式和意识形态的作用，它们使社会秩序显得自然而且必然，以此作为对这种状况的解释，他的相关术语是“神秘化（mystification）”（也可参见第十四章）。毫无疑问正确的是，用康纳顿（Connerton 1989）的话来说，通过身体实践和纪念典礼而被设定的主导话语和习惯记忆（参见第六章），常常是重要的合法化的例证。但是，刚果人的情况有一个奇怪的特点，和波利尼西亚人的首领权威不同，刚果人的政府似乎并没有剥削也没有压迫它的公民：而是忽视他们。
1702505235
1702505236
还应该注意到，默许的顺从当然不是一个普遍现象。可能尤其在南部的和中部的美洲国家中，以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政治经济秩序为目标的社会运动和农民起义很常见，并且有时成功地改变了社会秩序和主导的权力关系（Gledhill 2000）。亚洲的一些社会也是如此，包括中国、印度、菲律宾和印度支那，将农民组织起来的强有力的社会运动在政治上已经或正在成为重要的事件。也许非洲国家的这种运动相对来说较少成功能够通过弗里德曼的研究得到解释？她的著作揭示了一个既强大又虚弱的国家，它无法将人们动员起来，但是却牢固地组织并控制了大量的财富。实际上，弗里德曼的结论认为：刚果在国家和地方社区两个层面的变化，代表了现代性与非洲可能的传统之间的某种最无效的结合。居民没有成功地从政治上组织他们的利益；宗族不再具有社会关系网络的功能，因而不能指导工作、政治组织和社会安全；但是新近脱离管束的那些个体也没有可以求助的抽象的劳动市场；而国家的行政机关，则通过亲属制度组织使其权力得以合法化和复制，不过却切断了贵族家系以前与其国民之间所具有的那种相互间存在义务的传统纽带。
1702505237
[
上一页 ]
[ :1.70250518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