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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时间认作直线式的事件，以秒、分、周、年无情地向前推进，一去不复返。然而在许多初民中，时间是周而复始的，季节在时间流逝中循环往复，每年重现从前的情景。时节性宗教仪式就是这种无穷循环的稳定标志，因为它们可以突出冬至，如圣诞节，或可以呼唤春天大地的复苏，如复活节和犹太人的逾越节。神圣周期的制度打破了世间季节的尘世性循环，通过聚会增强了社会团结，欢庆生活中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事。正如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所写：通过紧密相关的各个仪式许可的时期，经常可以相互对照和强调神圣性与庄严性。我们在圣诞节后不久即欢庆新年除夕；狂欢节引出复活节之前的四旬节；澳洲土著每年的图腾仪式之后紧接着狂欢会（corroboree）时期，这一狂欢阶段甚至连乱伦禁忌都可弃之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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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节仪式通过密切地接近神圣性力量，为时间和大众提供了周期性神圣化的机会。澳洲图腾仪式常有增强图腾动物生育力的目的，它是氏族成员在集体进餐时吃掉祖先代用物，吞噬其精灵的力量的机会。早期一些人类学家认为这些图腾式进餐是以人作牺牲和仪式性食人的进化前兆，它随之又成为基督教圣餐和其他汲取神力的神圣手段的前兆。以下事实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圣餐总是千篇一律地以仪式设置的形式集体进行，而且比喻说人们是在摄入神的身体和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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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振兴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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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可能因特别的机会而举行，如严酷的气候凶兆或某些自然的、社会的灾难，但也可能是产生于新的社会环境中的新宗教运动的前兆。基督教就是这样形成的，因为它给罗马帝国下层被压迫阶级带来了上帝——在他面前人人平等——赐予的来世和公正的希望。它允诺有一个上帝显现、遍地升歌的千年王国出现，这就是拯救。基督教不过是出现于过去而今天仍在继续的千年盛世宗教运动范围内的一支，通常将其归于人类学的“振兴运动”（revitalization movements）名下，它们面对威胁给人类社会重新注入目标和团结的新意义。M．韦伯把振兴运动看作新宗教的共同源泉，它来自使旧宗教提出的宇宙观和社会观日趋陈腐的不断聚积的社会变化。随之有一个替补的宗教形式的尝试时期，经常是由先知宣讲，接着是作为标准崇拜的新信仰的体制化。在基督教的情形中，基督时期在罗马乡村的下层阶级和附属国人民中出现了许多千年盛世运动的苗头。由于大量的历史原因，基督教先知唯一获得了成功，不到四百年它变成了帝国的国教。于是它从革命信条变成了既定秩序教义上的支持者，这经常就是既为宗教信仰又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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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的扩展及其向世界最边远地区的渗透，对那些感到这是一种巨大压力的不幸的当地人来说，不啻是一种伤害和灾祸。许多民族以武装抵抗但归于失败，另一些民族则在某种渗透下被吸收到西方世界的贸易结构中，还有一些民族则土崩瓦解。宗教运动可减轻某些地区因失败和绝望而带来的痛苦，它既解释了人们自身所处的新境况，又在精神上终止了由之产生的危险和丧失。美国西部的土著人到1970年代大都已被征服并限制在居留地上；随着野牛群的丧失和土地全部为白人所占，他们的整个经济基础悉数崩溃；他们的政治体制垮掉了，外在的强制统治加诸头上；他们的宗教与新的生活方式似乎毫不相干。在这种完全失败和麻木不仁的气氛中，内华达州尤特族的萨满杰克·伍沃卡（Jack Wovoka）的宣讲给人们燃起了希望之火，很快即横穿洛基山脉传入西部大平原。伍沃卡的宣讲启示说，如果进行某种仪式性跳舞——即众所周知的“精灵舞”（Ghost Dance）——那么所有已死的印第安人都将复活，野牛群也会回来，白人也会消失。这虽然是完全非暴力形式的抗议，但白人蔑视印第安宗教，疑心任何大规模群众集会。在这种气氛下美国军队于1890年12月29日袭击了在南达科他州苏人居留区的翁第德尼（Wounded Knee）举行的一次精灵舞会，屠杀了二百多名儿童、妇女和男子，在交火中甚至还打中了一些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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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著名的振兴运动是美拉尼西亚的所谓“船货崇拜”（cargocult）。自20世纪初以来就一直流行于该地区，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和美国占领期间变得更加频繁和活跃。由于美国军队所展示的众多物资使其感到震慑和敬畏，当地许多人都信奉这样的信念：如果举行某些仪式，他们也会变得很富足。他们首先相信商品货物会用船载来，于是修建了码头，但后来的崇拜者一直在建简易机场。船货崇拜最近的一次表现是1960年代的约翰逊总统运动，该运动力图使美国领导人带着美国社会的全部奇迹住到新几内亚去。船货崇拜和其他的千年盛世运动比那些成功地变为既定宗教的运动更易消失，由于当地社会所遗之物已荡然无存，大多数初民民族的运动或是被彻底粉碎，或是变得毫无意义。美洲印第安人今天已懂得精灵舞和其余的一切都不起作用，振兴运动已转向更加实用的政治行动主义的方向。至此他们与政府力量发生的最具敌视的对抗，恰恰出现在南达科他州的松岭（Pine Ridge）居留地，这儿正是翁第德尼大屠杀发生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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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宗教与社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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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涂尔干的说法，宗教是现存秩序的主要支柱，是维护现状的一个堡垒和社会系统的一项稳定性因素。学者、僧侣和政治家曾喋喋不休地论述过这个题目，以致人们会感到惊诧，为什么卡尔·马克思所作的类似评论竟好似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多半是由于他所用的警句方式：“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不是不赞同宗教感情，他完全理解宗教给予人的安慰，并把宗教称为“无情世界的感情”。但马克思致力于推翻这个世界，他把宗教看成是障碍，因为宗教用虚假的观点说明社会和被压迫阶级的境况，从而使被压迫阶级永远处于苦难之中。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这只是19世纪基督教的作为，当时它常常散布这样令人生厌的启示：“穷人至福，”“穷人永远伴随您”，“把恺撒之物奉给恺撒，把上帝之物奉给上帝”，并允诺在最后审判日纠正一切。加尔文教及相伴的新教伦理，责成艰苦工作、节俭和避开肉欲享受。它超出了其他教义一步，认为人们在生活中的位置由神预定，并作为对原罪的惩罚；如果你贫穷，那是你该当如此。许多富人一直对此深信不疑却无需这种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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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马克思对宗教的批驳大放异彩，他却是错误的。长期固存的宗教确实倾向于支持既有的制度和道德，但马克思强调社会变化的经济因素和阶级因素使他忽略了宗教的动力作用。M．韦伯正确地指出了经常具体体现于新宗教中的革命力量。大多数美洲印第安人的振兴运动致力于恢复旧秩序，重建失落的文化，但新几内亚人民的振兴运动却努力奔向新的生活道路。在当代美国，一些新宗教严格强调公社制（communalism），以致其成员均割断了家庭纽带。年轻皈依者们发狂的父母经常雇请“解洗脑专家”（deprogrammer）来逮住子女并使之重归父母麾下。重要的是，削弱家庭和其他价值的运动一般被称作“崇拜”，以区别于“真正的宗教”，尽管一位人类学家不会这样区分。在已经建立的教派中也会发生变化，罗马天主教中政治上保守的神学家和“解放神学”的鼓吹者之间的斗争已旷日持久。这并不是含糊的教义之争，因为在拉丁美洲，教会对激进社会运动的政策已岌岌可危。最后应当牢记，美国南部黑人教徒站在反对种族隔离的最前沿。在结束这一讨论时，我们要回忆一下韦伯的另一个观点：不管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幻象和新意识形态，通常都成为它们帮助迎来的秩序的保守性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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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事后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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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仅仅考察了人类文化中宗教现象的一小部分，但即使这一样本也纷繁多样，足可成为人类丰富想象的证据。我们开始先谈到了定义问题，发现宗教功能的范围是如此多样以致很难找到宗教经验的本质。不管我们的宗教定义是什么，我们都已懂得应该实用地并科学地逼近这一主题。某一宗教与另一宗教相比具有相对真理性或虚假性这类判断与人类学的探究毫不相干，因为初民民族的宗教（对他们而言）的真理性恰如我们自己的文明中更加精致的教派对我们而言的真理性一样。我们只能把信仰和仪式的意义理解为整个意义结构中的一部分，亦即将其置于其文化背景中。涂尔干告诉我们，就人们相信自己存在并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信仰的程度而言，信仰具有社会真实性。宗教表现了文化真理，因为它们使社会关系象征化并反映了人类的焦虑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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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真理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但世界上的各种宗教在投射出奇迹和神秘这一难度上是一致的。宗教确实试图解释不可解释之事，但更经常的是把完全可以解释的东西变得神秘莫测。宗教使日常事务、行为和事物神圣化，创造出超越日常经验和常识性理解之上的整个教士阶级和力量；宗教发明了神秘性。宗教教义的属性之一恐怕就是我们遵奉它们的那种信仰程度，我认为这是对不可言表的疑惑所产生的过分防范。我们信仰上帝，但我们不相信地球绕着太阳转。我们知道这些。围绕神圣之物总有一种滥用轻信并引起独断信念的特有性质，而不会简单地把它们认作自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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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我陷入对宗教的最后沉思之中。我们曾经说过实在是文化结构的一部分，文化的先人之见加上我们大家的同感，允许我们把日常“凡俗”世界自然化并按惯例加以接受。但这个凡间总是和神圣王国相对偶并由其派生。实在之所以“真实”正是因为设定了不真实，正如“自然的”范畴是由“超自然的”尺度形成的一样。自然既不可任意切割和挤去水分，也不可原封不动地接受下来，我们视为自然的大部分东西，恰如大多数虚幻的宗教观念一样无法证明、空幻不实：实在和自然物部分地由文化构成。我们生活在发明的符号体系、可选择的知觉、改变着的景象和悠忽无常的感情等组成的世界上，一道非实在的深渊恰恰位于日常经验的表面之下。因此，宗教的目的多半在于通过与非同寻常之事的比较，使寻常生活确实成为寻常和自然的生活。我们对文化上给出的实在世界的把握根据我们对幻影的理解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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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伊斯兰教传统中安息日结束时的祈祷文。——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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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第九章 不断展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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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人们以原始文化作为人类处于自然状态下的样板，认为这是在有组织的社会堕落或开化之前的初始状况。19世纪的学者则赋予原始时期以极为不同的意义；虽然他们同样认为原始社会展现了早期人类的状况，但他们还相信，早期人类群体的多样性会揭示人类迈向文明的阶梯。强调的侧重面看来差别甚微，但对于社会思潮的进步却极为重要，因为它表现了从关于合理性的启蒙运动到19世纪浪漫主义历史主义的转变。这也是朝着现代社会科学迈出了一大步，我们不再去寻求合理与公正的社会，而是按社会的本来面貌来考察社会。最后，它还导致了对贯穿于远古时期模糊不清的漫长岁月之中的文化变迁和转化，以及对逐渐形成的人类制度的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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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原始社会是远古人类史的遗物，是西方社会由此迈向文明的一个阶段，这一假说具有重要价值。常识以及来自史前考古学的确凿证据表明，人们在几十万年的时间内靠搜寻食物以求得生存，后来他们学会了驯养动物和栽培植物。至少于一万二千年前在亚洲，于将近一万年前在墨西哥和秘鲁，只是以狩猎、捕鱼和采集野生植物为基础的社会，让位于简单的以锄为工具的园艺为基础的社会。驯养动物必然出现在耕种之后，在古代亚洲，两种经济的合并最终产生了犁耕农业。从那时起直至前不久的漫长历史之主线就是发展这些技艺，以及这些技艺曲折艰难地传遍世界的绝大部分地区。自探险时期后发现和研究的初民社会，实际上是更为先进的技术尚未传播到的飞地；他们是过去岁月的残迹，也是现代人类的多样性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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