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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世界上现存的初民，既不是古代社会精确的复制，也不是博物馆中凝固不变的陈列品。他们只是受到他们技术的局限，对这些局限的研究和分析揭示了古代社会生活的全部要旨。我们知道，在农业出现之前既无城市也没有国家，这样的社会形式要求高生产力和相当稠密的人口。史前考古学发现的人类遗存由物质制品构成，我们可以从这些线索去推测和了解远古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这是以民族志知识为基础的推理过程。我们由此并没有发现真正社会规范的踪迹，但我们可以从房屋的大小、设计和式样的分布，得知关于家庭生活的许多知识。再者，现有的全部社会人类学研究告诉我们，如果人们的技术原始，那么他们的社会主要地即是由亲属关系构成。于是，我们即以现代初民社会的知识作为揭示过去的线索。我们在经济活动领域内所进行的历史重构最为清晰，但对社会、政治和宗教生活领域的变化情形所得甚多。探索人类文化在其所有形式和序列——即文化进化问题——上的展现过程，是人类学中最为持久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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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单线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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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进化是19世纪人类学的主题，尔后作为一个不那么热闹的关注兴趣一直延续至今。大部分早期进化理论的特征是宏大论述与想象，在概念化所映出的斑斓色彩的背后，往往是不精确而脆弱的概括和证据不足。那时的研究是粗糙的，我们缺乏信息。但这看来是鼓励而不是阻碍了理论的发展。这个思想学派的特点之一在于他们的逻辑前提——几乎成了公理——是，所有的社会倾向于经由同样的阶段，每个阶段皆有其特定的制度；即每一个群体都会或应该以严格的次序发展。于是，进化论者就认为现代初民是以往人类状况的精确的样本，从他们的文化中发现了从前的进化阶段保留下来的古代风俗的残存之物的凝固的片断。如我们在第五章中所见到的，所有父母辈长亲都被称作“父亲”与“母亲”的夏威夷亲属制度被认为是原始的男女混交时代的遗留物。这种方法的自然推论就是，这些尚未进化至文明的社会在达到文明之前，必然要经由所有的过渡阶段。确实还有例外，但每一个都要求作出特殊的解释。醉心于把所有非西方世界都简化成殖民地的欧洲，以及还在忙于制服印第安人的美国，与这种理论情投意合，因为它为那种认为土著居民尚未进入到自主阶段这一论据提供了伪科学的基础。即使在非洲殖民地获得独立的1960年左右的前几年，在非洲还能听到这样的议论：“或许在一两个世纪内才可独立，但绝不在我们这个时代。”其中隐含了这样的信条：通往未来并无捷径，要达到下一阶段，就必须在进化的道路上循序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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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与文化的进化过程中设定一系列前后相继的、所有社会都必须经由的阶梯，这种设定称之为“单线”进化。有些人会承认，特殊的环境会使某个社会偏离这条路线，但进化之次序一般被认为不仅是逻辑的基础，而且也是历史的基础。这在L．H．摩尔根的工作中尤为明显。摩尔根是亲属关系研究的奠基人，这一地位与他作为易洛魁人的研究者和进化论理论家的身份是相称的。在他的《古代社会》（1877）一书中，摩尔根描绘了一幅三个进化阶段的图景，即蒙昧、野蛮以及文明，各以一项技术为标志，各按某些特定的亲属制度组织起来。过程是复杂的，每一阶段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摩尔根将婚姻置于他的进化画面的中心。他认为，最早的阶段是原始的男女混交时期中的一段，或者是一种无婚姻状态，然后是群婚。接着通往多配偶制，最后是一夫一妻制。接踵而来的是亲属关系的特殊化，尔后是摩尔根视为婚姻之最高表现的美国中产阶级基督徒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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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摩尔根的图景中，婚姻形式是其他制度的决定因素。一夫一妻制的核心家庭是婚姻进化至今最晚期的以及最高级的形式，而早期的家庭形式则较为群体化。摩尔根论证道，群婚导致形成大家庭，由于配偶的多重性而无法确定父系。因而他相信，母系继嗣或母系氏族是最古老的社会形式。在尔后的人类历史中，犁耕农业带来了父系制。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一夫一妻的夫妇家庭开始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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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根是一位中产阶级的律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名声之所以留传至今，其中一个原因是，马克思怀着热切的心情读了这本书，而后来恩格斯正是在这本书的促动下写成了发表于1884年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两位伟大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在摩尔根的论点中找到了他们的某些观念的根据，在第六章中我已说明了这一点，即在原始社会中不存在私有财产，私有财产之发展是出现阶级分化和国家的前提。然而，摩尔根却不是唯物论者，他所描绘的整幅图景，特别是关于早期进化的部分，并没有系统地论证经济学或生态学的因果关系。他并没有以物质条件来解释群婚；因而人们就必须假定，他之所以阐述没有可信证据的这一阶段，完全是因为它紧接着原始的乱婚，而与现代婚姻又有天壤之别。至于假定母系氏族——他认为这在蒙昧时期是普遍的——在时间上更早些，其根据建立在差不多与对于父系社会同样无知的基础之上。摩尔根还认为，族外通婚制的流行是由于假设无血统关系者婚配之后裔在生物学上更为优越。他无视这样的事实，即族外通婚制只是对于某些亲戚而言是非近亲婚配的，但它常常对于另一些亲属而言又是近亲婚配的。实际上，摩尔根，以及当时绝大多数进化论者，对于文化之进化并无一致的普遍理论。虽然如此，他们却建立了他们赋予时代意义的广泛的类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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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前10年间，进化理论受到一批新的专职职业人类学家强有力的批评。从经验出发的社会科学家取代了绅士型学者。批评的一个方面来自英国，来自A．R．拉德克利夫-布朗和B．马林诺夫斯基的著作。他们都摒弃由文化遗存来追溯古代人类史的做法，认为这不过是简单的“臆想历史”。他们坚持认为，文化的各种项目之所以延续至今，是由于它们具有现代的功能，而不是因为它们是远古的已死寂的遗迹。在第四章里我们已述及，拉德克利夫-布朗研究非洲社会母亲之兄弟的角色，实际上驳斥了进化观念，后者认为在父系社会中，男子与其母亲之兄弟间亲切而紧密的特殊纽带是早先母系时期的遗风。拉德克利夫-布朗令人信服地证明，舅权（avunculate）既符合逻辑，又适宜于父系制度的运转。认为这是先前母系社会的属性，纯系无稽之谈，没有经验基础。这一批评在英国大获全胜。然而功能主义对现代的强调也带来了不利的一面；其中一个较为不幸的后果是对历史失去兴趣，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20世纪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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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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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美国一开始就从历史出发批判进化论。20世纪早期大部分反进化论的著作来自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及其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们的研究。博厄斯曾受到德国科学家及哲学家恩斯特·马赫的深刻影响，后者主张严格的经验主义和在理论上小心谨慎，不允许过于偏离事实。从他们自己以及其他人所搜集的日益丰富的资料出发，博厄斯研究团队以反例来指责进化理论包罗万象的概括，以严格的描述与分析取代进化论者广泛的综合。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zer）等人认为，“图腾复合体”是宗教进化中的必由之路。亚历山大·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则指出，图腾复合体由一系列不同的文化要素组成，而这些要素只是偶尔共同适合于复合体的标准定义。图腾制度于是就成了大杂烩。在这一意义下应该指出，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与简单的文化中，动物的名称是一样的。有时，我们遇到沃尔夫（Wolf，狼）先生、福克斯（Fox，狐狸）小姐或者巴杰（Badger，獾）太太，他们可能是麋鹿或驼鹿俱乐部之成员，为哥伦比亚之狮和芝加哥之熊助威，我们并不认为这是特殊的图腾。但这是某种图腾制度，而且提请我们注意，建立于类型学——不论称之为图腾制度、母系制、族外婚或不管什么——之上的概念构架，它的基础是不牢靠的。进化论的错误之一，是认为极方便的类型框架就是确实的、具体的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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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H．罗维（Robert H．Lowie）出版于1920年的《原始社会》看来是给予进化论的最后一击。罗维是博厄斯的学生，他推翻了群婚概念，指出一夫一妻并非文明的创造，而是存在于世界上某些技术最原始的社会中的主导的婚姻规范。在这一论述过程中他证明，所有社会中都有核心家庭，而且它还是肖肖尼人、爱斯基摩人，以及其他仅能维持生计之民族的主要亲属群。罗维不同意母系制在时间上先于父系制。更重要的是，他以系统的证据表明，氏族关系并不只属于技术最低下的人民；相反，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氏族普遍存在于复杂程度和技术效率都是中等水平的社会之中。人类学家哈纳（M．J．Harner）近来的研究肯定了这一发现。然而罗维对进化论的贡献并不完全是批判的否定的，因为他为一种较为严谨的社会进化论奠定了基础。这种进化论更紧密地与技术的发展结合在一起，以排除早期图式的单线性特征。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部再述及现代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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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派最尖锐的攻击是针对这样的观念，即进化在全世界都经由十分确定的前进阶段。这即是假定，每个社会从它先前阶段的知识与制度中产生下一阶段，这是一种包含于自身之中的发展过程。然而对这一观点的批判则强调，社会发展与变化的主要途径不在于内部，也不是自发的，而是通过外部的影响。这是通过“传播”（diffusion）过程，即文化的各种项目由一个社会传到另一个社会。即使认为进化论者的阶段是存在的话，也可以由于引进某种新技术或与更发达社会的密切接触而越过整整的一个阶段。考古学的证据表明，人们靠削石制得最早的工具，在尔后的时期中，石器是磨尖的和磨光的，接下来是冶金术时期，依次是铜、青铜、由铁到钢的时期，以及我们时代各种新的金属与合金。这整个过程经历了数千年以上，而许多社会没花多少年就完成了由石器到钢制品的转变。通常是通过商业，钢制品即在一夜之间几乎彻底取代了石器，同时伴随着整个文化的振荡。类似地，日本在19世纪向西方开放后，仅在几十年内就由封建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确实存在通往将来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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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项目是由外部注入一个社会，还是这个社会自身独立地形成的，这对于运用比较方法的人来说是一个重要问题。同样，对于那些强调基于严格进化过程的历史命运的人说来，则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可以万无一失地说，几乎所有文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内容首先都是来自传播。固然，也有独立的平行的重要发明，这表明在文化母体中可能出现创新。G．W．莱布尼兹（1646—1716）和伊萨克·牛顿（1642—1727）彼此独立地创立了微积分，但他们都是在他们时代共同的数学背景中工作的。查尔斯·达尔文和阿尔弗雷德·华莱士并没有相互商议而同时得出了自然选择的概念。同样必须记住，在19世纪中叶有大量关于生物进化的猜测，这一理论迟早会瓜熟蒂落。植物栽培，这是人类史上最重要的独立创造之一，至少一度发生于新大陆，尔后又两次或多次独立地发生于东半球。可以推测，一旦收集野生植物的人们开始保存某些收获到的种子，以再次种植到较合他们心意的地方，植物的培植也就开始了。辟出一块种野生植物种子的土地，并在生长期间除去杂草，这不过是迈出了小小的一步。若将最好的植株的种子收集起来用以播种，那么这个群体基本上就在沿着栽培植物和完善的园艺学方向前进。它或许开始于有限几个小场所的小小涓流，但却在尔后形成非同寻常的革命性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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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上，如同在微积分和自然选择理论上一样，创新之所以发生，以及更重要的，之所以被接受，是由于先前的文化环境提供了原材料和动机。汽车是个奇妙的发明，但在这之前已经发明了早期汽车的每一个部件、装配原理和机制，其中最重要的轮子约出现于六千年前。如同绝大多数发明那样，汽车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已有部件之重构。创造或许依赖于人类的天才，任何社会都不乏天才，但天才必须以文化给出的物质、在文化设定的框架内起作用。同样确凿无疑的是，尽管需要乃创造之母，但需要却属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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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以及先前的背景导致发明，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文化的有些要素传播到某些社会之中，而另一些要素则被拒之门外。文化并不是海绵，会汲取邻近文化中所有的浆汁，因为传播过程具有很高的选择性，既取决于有关的文化，也依赖于所扩散的精神特质。有用的物品如钢斧、小刀，通常立即被接受下来，以优良材料制得的同样的工具取代了石器。这一过程大大影响了全世界初民民族的物质文化。制陶在蒙德鲁库人那儿濒临消亡，现在他们的大部分烹调器皿是铝和钢的锅、盘和去掉了顶部的五加仑汽油罐。群体中普遍使用轻武器，不在乎弹药的价格和花费，甚至还从商人那儿买了吊床，看来纺织技艺的完全失传也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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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许多项目由于某种内在的吸引而迅速传播。酒精在北美印第安人中迅速扩散，而烟草由美洲传播到世界各地的速度更快。印第安人种植烟草的技艺和吸烟习惯，首次引入欧洲是1556年，之后不到一个世纪即传遍全球，最后又经西伯利亚传入阿拉斯加的印第安部落。除去用途与癖好外，还有很多因素可以解释一个社会对某些文化特质的融合或排斥。某些要素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它们来自被认为是更有声望的文化。这是西方文化向非西方文化传播的一个主要缘由。欧洲的发式与服装成为全球的式样，我们的流行音乐风靡各大陆。音乐风格的旅行显示出这一传播过程之错综复杂。我们的韵律音乐传统如爵士乐、布鲁斯和某些摇滚乐，是由来到新大陆种植园的非洲奴隶带来的。这种非洲音乐在经历变化后在20世纪传到白人中，是一场与由高声望文化向低声望文化扩散相反的传播，最终，美国黑人音乐又为非洲人重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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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的文化要素是被接受还是被排斥，最终取决于它与接纳它的社会的文化相容性。拍约他片——一种温和的致幻剂——的宗教用途从墨西哥北部传到美国西南部以及西部大平原的印第安部落。在出神状态中追寻幻觉，以及与精灵世界直接交流，本来即是标准的西部平原文化的传统，致幻的体验与这种已经存在的模式相一致。在非洲，基督教已把地盘丢给了伊斯兰教，后者允许一夫多妻制，对其成员的要求不过是声明忠诚于它，信徒们一起参加祈祷，只有少数无足轻重的戒律，例如从闪族传来的不准食猪肉的禁令。而基督教则坚持一夫一妻制，强调罪恶与原罪，这有悖于非洲传统的社会控制形式，也使僧侣们感到力不从心，这是一种要人们采取实质上是欧洲人的生活方式的训诫。白人传教士提供学校设施，训练年轻人，使他们适应所面对的新时代，从而获得了早期的成功。然而新的民族政府建立了公共学校，现在又从中央对教育实行严密控制，所有这些都进一步削弱了传教士的影响。对于普通非洲人来说，基督教是一种欧洲宗教，等同于殖民主义，而伊斯兰教则早在一千多年前即在非洲扎下根来。因而基督教从内容到渊源都是异己的，许多与非洲文化相协调的基督教团体并不是出于传教士们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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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特别抵御文化的变迁与技术的创新，通常这被归于他们普遍的和固有的保守。农民为维持生计而耕种，到市场出售少量物品；他们之所以不信任外界，完全不是由于他们的无知和没有理性，而是表明一种基于漫长而苦难经历的尖锐的认识：他们不指望能从城市和政府得到什么好处。在美国的农业专家们输出广为宣传的“绿色革命”时，尽管他们清楚地向农民保证能获得高产，农民们还是直截了当地拒绝新的品种和耕种方法。一些农民从经验认识到，坚持不让步总不会有错。后来，许多新种表明不能抵御地方病害，或者要取决于只有在最好的年景才会有的气候条件。确有一些奇迹般的成功，但同样也有空前罕见的失败。对于复杂的事项来说，绝大多数农业革新都需要在机器和肥料上投资，这对于富裕的农民是有利的，他们还力图扩展他们的土地以更有效地使用新技术。大多数不那么富有的农民情况相应地就不妙了。绿色革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场社会灾难。谷物产量增加的代价是农村的贫困、失去土地以及贫富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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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新项目，不论来自一个社会的内部或外部，必须能为原有文化的意义所接受，这在第二章中已经讨论过。如果这些意义完全是另一回事或不协调，那么提供的新项目，不论是一个观念、一件人工制品、一种信念或一种方式，都将直截了当地被拒绝。新项目被接受也是常见的，但在接受过程中必须对之进行诠释和修正，以适应原有的文化。由蒙德鲁库民间故事中的三个例子可以说明所传播的项目在融合中被修正的过程。蒙德鲁库人有一个关于两个丢失的小孩的故事，这在内容上和欧洲的汉赛尔-格莱特童话（Hansel-and-Gretel）(1)如此相似，以致可以排除是独立的创造。然而在二者之间还存在两个重大的不同。首先，后母在蒙德鲁库人中并不认为是邪恶的，故事的这部分对他们来说没有意义，于是作了相应的修改，孩子只是被他们的亲生父母所遗弃。其次在故事末尾，孩子将邪恶的巫婆推人火中，但又加了一段情节：当火烧着巫婆时，她的眼珠爆了出来，从每一只眼珠中蹦出一只猎犬，它们就是最初的狗，是蒙德鲁库今天所有狗的祖先。于是，这个寓言就成了蒙德鲁库人整套造物传说中的又一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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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德鲁库与巴西基督教的接触已有一个多世纪，某些圣经故事已进入他们的口头文学。在阿德琼（Adjung）和爱娃（Eva）的故事中，《创世记》的影响清晰可见。阿德琼和爱娃生活在美丽的地方，无需工作，但同样也不懂得性。一条蛇游来告诉阿德琼该和爱娃干些什么，但他拒绝了，说这会伤害她。蛇劝诱阿德琼，他动心了，从此人就有了性关系。在第三个故事中，蒙德鲁库人详述源于非洲的龟与兔的故事，尽管用一只鹿代替当地所没有的兔子。龟与其他的龟们密谋，要它们一个个待在赛跑路径的沿途，使鹿以为一开始的那只龟一直在跟着它跑。鹿最后跑到精疲力竭而死，龟们则坐下来吃鹿肉。这截然不同于非洲的道德：“慢与沉稳者赢得胜利”，但却与蒙德鲁库人认为龟是邪恶之徒的故事圈完全一致。要是不知道这个非洲故事，就会认为这是典型的蒙德鲁库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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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的传播中，新旧的结合过程是调和（syncretism）。例如，基督教就是由希腊理性主义与神秘的犹太教调和而成的宗教，正如伊斯兰教调和了7世纪阿拉伯宗教以及基督教和犹太教中的要素一样。这一过程仍然在几乎所有的文化变化中起作用。在巴西东北部，有一个被称为坎东贝勒（Candomble）的教派，供奉以天主教圣徒命名的精灵崇拜对象，但这些精灵还有另外的名字并具有西非神的行为特征。特别是在仪式中，对圣神的狂热占有了一切，这是西非的另一种特质。随着五旬节运动（Pentecostal movements）——其特征也是幻觉状态——的日益普遍化而又反过来影响巴西的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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