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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也有利于组织本身。每当组织不能阻止负面影响的产生时，它都终将受其所害。负面影响将导致管制、惩罚性法律和外界的干预。最终，恼人的或具有破坏性的影响终将导致“丑闻”，而因为“丑闻”而诞生的法律无一不是坏的法律。这种法律会为了制止1个恶棍而惩罚99个无辜者，它们惩戒的做法，却几乎不能制止恶行，它们与其说是表达了理性还不如说是宣泄了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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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每当一个机构的领导者预料到了一种影响并且全面考虑了需要做些什么来防止影响的产生或使得这种影响为人们所接受，那么他们就会得到公众和政治家们尊重的倾听。对于企业来说尤其是这样。每当企业的领导人预料到了企业会产生的影响并且全面考虑了它的防治办法和处理办法，那么他们的建议都为人们所接受。而每当他们等待，一直等到“丑闻”开始暴露和公众开始哗然时，那么等着他们的必定是惩罚性的管制，而这种管制往往只会使问题更加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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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说，美国的汽车制造业并非没有安全意识，相反，它是安全行驶的指导和安全公路设计方面的先行者。美国的汽车制造业做了大量的工作来减少事故发生率，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今天它受到惩罚的原因是它未能让事故本身减少危险性。可是当制造商试图引入设计安全的轿车时（如福特汽车公司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尝试引入安全带），公众却拒绝购买这种汽车。汽车制造商们因制造了不安全的汽车而受到指责、受制于惩罚性的条例，他们对此十分反感，认为这是忘恩负义。然而，汽车行业应该受到这样的责难，它应该一开始就为防止事故措施费心，而不应该等到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替他们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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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什么事情，只有当人人都会去做的时候，才需要法律。但任何“自愿的努力”，如果在付诸实施时需要人人都去做某种在短期内既有风险又不得人心的事情，那就绝不会获得成功。一般来说，每个群体内都至少有一个愚蠢、贪婪并且短视的成员，如果要等到人人都采取“自愿行动”之后才行动，那就永远也不会采取行动。因此，预料到一个问题的单个组织就有责任去做不受欢迎的事情：仔细考虑这个问题，确切地阐述一个解决办法，并且去游说争取正确的公共政策而不管其他“俱乐部成员”的公开反对。承担了这种责任的人，没有一个失败过，或为此遭难。但每当一个机构踌躇不前，借口“公众不会赞成”或“行业不会允许”而不采取应有的行动时，它终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公众会原谅无知，但不会原谅一个组织不依据自己对情形的充分认识而采取行动，因为这完全有理由被视为怯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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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想的情况是，一个组织能将社会需求的满足，包括它自己的影响所产生的社会需求，转变为组织获得业绩的机会。在多元化的社会中，每个组织都被期望成为传统意义上的企业，亦即成为能使各种资源得到更加富有绩效的利用的社会代理机构。每个组织都根据它自己能够取得的业绩来定义“富有绩效”，因此，每个组织对于成果的衡量都是不同的，但它们都具有同样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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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尤其意味着，把社会需求的满足转变为盈利性的企业活动，是对企业的一种道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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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社会责任”的这一方面，亦即预测社会需要以及将这些需要转变为取得业绩和成果的机会，在我们所面对的这样一个不连续时期也许特别重要。过去50年以来，这样的机会并不常见，各种机构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把已经在做的事情做得更好。无论是在工商领域、在医疗保健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处理新的不同事物的机会是很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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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在100年前，巨大的创业机会也是在于满足社会的需求，这和今天是一样的。把教育变成一种营利性的大产业，或者把城市住宅建设变成盈利性的产业也许在今天的人——无论是工商人士还是工商评论者们——看来可能都是相当离奇的想法，但这种转变与导致现代电子产业、电话、大城市报纸和图书出版社、百货商店或都市交通的发展机会相比，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所有这些都是100年前的社区所需要的东西。把这种需求转变为机遇需要远见和创业的勇气，这种转变都需要许多新技术，并且还需要许多社会的创新。它们是个人的需求，却只有通过大规模的组织才能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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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需求没有得到满足，那是因为它是“包袱”，即被看做“责任”；如果得到了满足，那是因为它们被视为是机会。换言之，寻求机会是组织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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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当组织关注它们自己力不能及的“社会问题”时，它们的行为是“不负社会责任的”。当它们由于专注于它们自己的特定工作而满足了社会的需求时，它们的行为便是“负社会责任的”。当它们把公众的需求转变为它们自己的创业成就时，它们的行为是最负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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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社会里，大部分的人，尤其是我们社会中绝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都是大型组织的雇员，因此，出于必要，组织对这些雇员行使相当大的权威。事实上，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种直接的权威。此外还有中学生和大学生以及许多其他群众，他们也必定要受到一个或多个这样的机构的指导和控制。因此，组织权力和组织管理的合法性，无论是政府部门、医院、大学还是对企业，都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组织社会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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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的多元社会中的各种组织不是也不能成为真正的社区。真正的社区的目标总是自我实现的。但今天的组织在其自身内部并没有任何目标，正如它在其自身内部也没有任何成果，组织在自身内部所有的东西只是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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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将管理，无论是企业管理、大学管理、政府部门的管理或者是医院的管理，与一种真正的“统治”亦即在《管理与马基雅维里》一书中说得如此有趣的统治相比较，那么这种比较只能反映部分真实的东西。现代社会机构（包括邮政管理部门这样的政府部门）的管理不是“统治”。管理的工作是功能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管理所拥有的权力和权威，是被用来满足社会的一部分需求。与早期的多元权力不同，管理的领域不是社会和社区的总体需求或总体资源，而是基于某种特定的社会需求，它们支配的各种资源是用来完成一个特殊有限而又极其重要的任务。无论这些机构拥有何种业绩能力，它们都把这种能力归因于它们的专业化，归因于将自己限制在完成于某个既定的任务，归因于将自己的各种资源投资于一个特定清晰的和有限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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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这意味着现代社会组织的领导不能把自己的权力、职位和权威建立在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合法性原则之上。比如说，他们不能把权威建立在“被统治者的同意”的基础上，因为这些“被统治者”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社会中的受益者和统治的对象，他们也必定要受到一个或多个这样机构的指导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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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业并不是为了雇员而存在的。企业的成果在于企业之外，企业雇员的赞成或同意以及态度对成果并无大的影响。同样，医院的“主顾们”也不是在医院工作的人，而是病人。对于一个需要做肝脏移植手术的病人来说，医院的护士是否满意是毫不相关的，病人关注的是医院做肝脏移植手术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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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自身的利益，组织需要驱使组织成员担负最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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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直接关系到机构的标准、业绩和成果的领域，组织的成员是无法予以接管的。机构的标准、业绩和成果必须统治组织成员。组织做什么、怎么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机构外的人的需求所决定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学科”所决定的，无论是一门科学或者是由市场。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投票决定一款新车的设计是毫不相关的问题，重要的是消费者买不买这款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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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左派对这个问题的反应是，组织要“合法化”的要求可以通过由“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即国家接管来实现。这样，组织的管理者会得到合法的政治权威任命，而且可以从真正的统治者那里得到自己的权力。经验表明，这种看法是天真的诡辩。实际上发生的是，同样的损失，先前会被严厉指责为管理失误，而现在却变成了对社会福利的贡献并得到高度的评价。政府所有权或政府对管理人员的任命并没有改变机构的功能。只要组织开始发挥自己的功能，它们就开始脱离政府的有效政治控制。为了取得业绩，机构的确需要脱离政府的控制，评定和控制组织的一定要是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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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运用到“被统治者”的东西可以运用到任何其他已知的政治合法化的原则。肯定的是，一个机构若被其成员完全排斥，便无法发挥功能。机构必须使其成员有可能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我们早就知道，现代组织必须赋予其成员以身份和功能，但组织的成员也必须为机构的目的服务，去完成那些绝非他们自己目的的机构目的。让组织成员满意，并不是也绝不能成为我们社会中的多元组织的首要任务或检验标准。组织必须让外在于机构的人满意，必须为外在于机构的目的服务，必须取得外在于机构的成果。组织能够做到的最好的情况是将其成员的目的、价值观念和需求与自己的使命要求整合、协调在一起，但组织的使命应放在首位。使命是赋予的，使命是客观的，使命是非个人的。同时，使命又是特定的、有限的，并基于社会、社区和个人的众多需求中的一个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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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组织投入到满足更大社会的一个有限的目的才使得我们的现代组织富有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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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我们的组织和组织的管理所必须具有的权威只有一个基础，那就是业绩。业绩是我们拥有组织及管理的唯一理由，也是我们可以容忍组织要求拥有权威并行使权力的唯一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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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这意味着我们应当知道“业绩”对于这个或那个机构的含义。我们应当能够衡量或至少能够判断，一个机构是否负起了它的责任，它的管理能力如何。我们应当坚持，各种机构及其管理都要局限于一些特定的任务，唯有完成这些任务才能证明机构存在的必要性及其权力的正当性，此外的一切都是篡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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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于这些特定的任务，是理解多元社会中的组织的力量、业绩和合法性的关键。就一个特定组织的任务而言，可以而且应当存在不同的意见。随着环境、社会需要、社区的价值观念和技术的变化，对组织的特定任务的看法也会发生变化。的确，同一种类的不同机构，例如，一个国家的不同大学对自己目的的阐述也许十分不同，同一个产业的不同企业也当如此，甚至不同的医院也应当这样，但其中的每个机构将自己的目的阐述得越清楚，对机构也会越有利；评价其业绩的尺度和标准越具体，机构的效率也会越高；它越是严格把自己的权威基于业绩的证明之上，它就会变得越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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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其成果来了解它们”，这完全可以成为新的多元化社会的基本立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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