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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知识工作者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不把自己当成是工人，而是专业人士。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工作中花很多时间来做一些非技术性的工作，比如，整理病床、听电话或者是填表，然而，他们自己和公众注意到的是要运用他们的知识来工作的那个环节，这就使得他们成为完完全全的知识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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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知识工作者有两个主要的需求：他们首先需要接受正规教育才能从事知识工作，还有就是要不断学习，使自己的知识跟上时代。对于那些老高级知识分子，比如医生、牧师和律师来说，他们需要接受的正规教育已经有好几百年了，但是对于知识技术员来说，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目前提供系统和有组织的准备。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培养技术员的教育机构会在所有发达国家和新崛起的国家很快增加。这与过去当新的要求出现时，就会有新的机构出现去满足这些需求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对于已经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还需要进行不断的教育。过去，开始工作之后就停止上学了，在知识社会里，去学校学习则不会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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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传统的技术不同，传统技术变化非常缓慢。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附近有一家博物馆，馆里收藏了大量罗马帝国晚期的手工艺人使用的工具，这些工具可以马上被今天的手艺人认出来，因为以前的工具和今天的工具差别非常小，因此，对于技术培训来说，有理由假定在十七八岁学到的技艺可以终身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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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知识很快就会过时。知识工作者常常需要回到学校继续学习。在下一个社会里，继续教育已经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工作者因此将会很快增长。但是这种教育很大程度上会和传统的方式不同，可以是周末的课程或者是网上培训课程；学习的地点也可以从传统的大学到学生的家里。信息革命将给传统的教育和大学带来巨大的影响，对于知识工作者的继续教育产生的影响可能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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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知识工作者都倾向于以自己的知识来确认自己的身份，他们介绍自己的时候会说：“我是一名人类学家”或者是“我是一名理疗师”。他们可能会为自己工作的组织而自豪，这个组织可能是一家公司，一所大学或者是一个政府部门，但是他们只是“在这个组织工作”，他并不“属于这个组织”。和同一个单位却从事不同工作的同事相比，他们觉得自己和工作在其他机构的同行们有更多的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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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知识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越来越多地意味着专业化，但是知识工作者们在他们工作的专门领域内有着很高的流动性。他们觉得从一所大学跳到另一所大学，从一家公司跳到另一家公司根本就不算什么，只要他们还是在同一个领域里工作。人们现在常常谈论要重振员工对组织的忠诚，但是这种努力大概不会得到任何结果。知识工作者可能对一家组织会有感情，在那儿工作感到很适应，但是他们主要是对自己的专业领域忠诚而不是对于就职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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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是不分等级的，它或者和一个既定的情况有关，或者无关。一个做开胸手术的大夫可能要比一个语言障碍治疗师的收入高许多，社会地位也更高，然而，如果是面对一个处于复原期的中风患者，那么一位语言障碍治疗师的知识要比一个外科大夫的知识重要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知识工作者都把自己看成是专业人士而不是下属的原因。同时，他们也希望得到专业人士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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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对于知识工作者同样重要，但是他们并不把金钱当成最终的衡量标准，他们也不把金钱当成是业绩和成绩的替代品。和过去的工人们极其不同的是，过去的劳动者们首先把工作视为谋生的手段，然而知识工作者们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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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社会是人类第一个有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无限可能的社会。知识和所有其他的生产要素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既不能被遗传也不能被赠与。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去学习获取，而且每一个人最初都是懵懂无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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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要以一种可以教授的形式出现，也就是说，知识要成为大众的。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要可以获取知识，或者很快要能够实现这一点。所有这些都使得知识社会成为一个流动性很强的社会。任何人都可以在一所学校里，通过既定的学习程序获取知识，而不需要再拜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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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50年甚至是1900年前，社会流动性都还很小。印度的社会等级制度，使得出生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而且还决定一个人的职业，不过这仅仅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绝大多数其他的国家，如果一个父亲是一名农夫，儿子也会是，他的女儿也会嫁给农夫。大体上，社会的流动性是向下的，往往由于战争或疾病，个人生活的不幸或者由于酗酒和赌博这样的恶习所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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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美国，一个充满机会的土地，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也要比人们所以为的要少得多。美国绝大多数的专业人士和经理在20世纪的上半个世纪都仍然是专业人士和经理的孩子，而不是农民或者是小店主或者是工人的孩子。美国特别的地方不是向社会上层流动的人数多，而是这种流动受到了欢迎、鼓励和拥护，这一点和大多数欧洲国家是截然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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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社会对这种向上的流动性更加赞同：这个社会把阻碍这种向上流动的障碍当成是一种歧视。这就暗示现在每个人都被期待获得成功，这种观点在前几代人看来可能会很可笑。当然，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大获成功，但是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会期待获得相当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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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K.加尔布雷思在1958年写了《富裕的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一书。这个社会不是一个富人更多的社会，或者富人更富裕的社会，而是一个让大多数人都会觉得经济上有保障的社会。在知识社会，相当多的人，也许甚至是大多数人他们有比经济保障更重要的东西：社会地位，或者“社会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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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社会的这种向上流动性需要付出高额的代价：无休止的竞争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压力和情感困扰。有失败的人，才会有成功的人，但是早先的社会就不存在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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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有土地的劳工的儿子自己又成为一个没有土地的劳工，这不是一种失败。在知识社会，如果再发生这种事情，就不仅仅是个人的失败，也是社会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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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青少年遭受睡眠不足的痛苦，原因是他们晚上还要通过家教补习功课，应付考试。如果不这样学习，他们就不能进入他们首选的名牌大学读书，也就不能获得好工作了，这些压力使人们对学习产生了抵触情绪。同时，这些压力也对日本引以为豪的经济平等产生威胁，并把这个国家变成一个富豪统治的国家，因为，只有富裕的家长才可以支付子女上大学所需的高昂学费。其他的国家，比如美国、英国和法国，也鼓励学校变得极具竞争性。这些状况发生的时间还很短，不超过30年或者40年，这表明害怕失败的情绪已经在知识社会中蔓延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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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种竞争努力，越来越多的高级知识工作者：工商企业经理、大学教师、博物馆馆长还有大夫，他们无论是男是女，四十多岁时都“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取得了应该取得的成就。如果他们所有的只是他们的工作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有麻烦了。因此，知识工作者，尤其是在他们还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培养一种非竞争状态的生活，还有自己的社交圈，而且他们会培养一种非常严肃的兴趣：可能在社区做志愿者，在当地的乐队演奏或者积极参与小镇当地政府的管理，这种工作以外的兴趣将给他们提供做出个人贡献和成就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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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末，钢铁世界最大的单件产品：轧制线圈，是汽车车体所需要的钢铁产品，其价格从每吨460美元下降到每吨260美元。然而，这些年美国经济发展良好，在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国家也是一样，汽车产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钢铁业的这种经历在制造业是非常典型的。1960～1999年，制造业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几乎减半，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也同样减少了将近一半，大概是占到了15%。然而，也是在这40年里，制造业的产量可能翻了3倍。在1960年，制造业是美国经济的中心，也是所有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心。到了2000年，它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很容易地被金融领域超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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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40年里，制造业产品的相对购买力（经济学家们称之为进出口交换比率）下降了3/4。然而制造业的产品，由于通货膨胀的调节，下降了40%，而两个主要知识产品：医疗保健和教育却比通货膨胀率上涨快3倍。和40年前相比，在2000年，制造业产品要花费多5倍的价格才能买到这两种主要的知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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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工人的购买力也下降了，虽然和他们生产的产品相比还是要少些。就产量而言，他们的生产力急剧上涨，所以他们的收入水平和原来持平。40年前，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大约占制造业成本的30%，现在，这个成本下降到12%～15%。即使在汽车生产行业，虽然这个行业基本上还是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大多数先进的汽车制造厂里，劳动成本已经下降到不高于20%。制造业的工人已经不再是消费市场的主力军了，这种状况在美国尤其明显。在美国的锈带（rust belt）危机达到高峰时，大制造企业的员工被无情地解雇，然而国家的消费品销售量几乎都没有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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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制造业发生改变，并使生产力很快提高的是新概念。信息和自动化与制造业的新理论相比就不那么重要了。这种新理论对制造业的促进可以和80年前的大规模生产的到来相媲美。的确，有些理论，比如丰田汽车的精益生产（lean manufacturing），这种方法不需要机器人、电脑和自动化。丰田的一个广为人知的革新，就是用从超市买来的几个吹干机替换了原来由电脑控制的自动化烘干生产线（paint-drying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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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和早期农业经历了同样的路程。从1920年开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农产品的产量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都直线上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许多西方的欧洲国家都需要进口农产品。现在，只有一个国家仍然需要进口农产品：日本。现在，每一个欧洲国家都有大量积压的农产品销售不出去。从数量上来看，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今天的农产品产量大约至少是1920年的4倍和1950年的3倍（这其中不包括日本）。但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农民是大多数发达国家劳动人口的主力军，而现在他们只占到不超过劳动人口的3%～5%。在20世纪初，农业是发达国家国家收入的最大贡献者，到了2000年的美国，它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只占到不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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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的产量增长不可能和农产品的产量增长同日而语，制造业也不会像财富和工作的制造者那样缩小，但是，据可靠预测，到2020年，发达国家制造业的产量至少会翻倍，而就业人数会缩减到现在人数的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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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这种转变已经基本完成了，而且没有引起动荡。在这个转变中最受冲击的群体是非洲裔美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造业增长的就业机会使他们的经济状况很快得到了提高，但是现在他们很多人都失去了原来的工作。不过，从总体上来说，即使是在重工业城市，高失业率持续的时间也并不长，这场转变给美国所带来的政治影响也非常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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