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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其他的工业国家在这场转变中也能如此顺利吗?在英国,制造业的就业率已经在迅速下降,虽然似乎带来了一些社会和心理上的问题,但是还没有造成社会动荡。但是在德国和法国,劳动力市场还非常僵化,而且通过教育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也非常小,这两个国家也能顺利度过转型期吗?目前,在这些国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难以消除的失业问题,比如在德国的鲁尔区[3],还有法国的老工业区里尔[4]就面临这样的问题。这些国家可能会经历痛苦的转型期,并面临社会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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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未知数是日本。当然,日本没有工人阶级的文化,而且日本早就崇尚通过教育向社会上层流动,但是,日本的社会稳定是建立在稳定的就业基础上的,而现在,大制造企业的蓝领工人们的就业状况正在很快恶化。20世纪50年代时,日本实行了蓝领工人的稳定就业体制,在这之前,日本的劳动力市场极其动荡不安。日本制造业的就业人数现在仍然比其他任何发达国家都多——是总就业人数的1/3,而且日本基本上没有劳动力市场,也几乎不存在劳动力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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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心理上也没有准备好面对制造业衰退的事实。毕竟,日本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是因为在20世纪后半期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我们绝不应该低估日本这个民族。纵观日本历史,他们表现出一流的应对现实的能力,而且他们可以做到在一夜之间就改变,然而,由于制造业是日本经济成功的基础,制造业下降对于日本来说仍然是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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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不再是财富和就业的生产者,它的衰落改变了世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状况。制造业的衰落使得发展中国家很难再取得“经济奇迹”。在20世纪后半期取得经济奇迹的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是建立在向世界最富裕的国家出口制造业产品基础上的,这些制造业产品运用的是发达国家的科技和生产力,但是利用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动力成本,这种做法如今行不通了。促使经济发展的一个方法是把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融入到一个发达地区的经济——墨西哥新总统福克斯(Vicente Fox)提出了“北美”经济大融合的设想。“北美”就是指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个设想在经济上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在政治上却是难以想象的。促进经济增长还有一个办法——目前中国正在采取这个策略,就是通过建立国内市场来取得经济增长。印度、巴西和墨西哥也都有庞大的人口,建立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策略是完全可行的,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对于小国家,比如巴拉圭和泰国,它们能否对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实现出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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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不再是财富和就业的创造者会不可避免地引发新一轮的保护主义,这一点和农业的发展经历很相似。在20世纪,农产品价格和就业率每下降1%,每一个发达国家,包括美国的农业补贴和保护就会上升至少1%,通常要高于这个比例。农民的选票越少,他们选票的重要性就越大。农民数量的减少使得他们成为所有富裕国家一个特殊利益集团,这个集团有着和自身的规模不相称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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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制造业的保护已经存在,虽然这种保护主义采取的形式是补贴而不是传统的增加关税。新的地方经济壁垒,比如欧洲工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还有南方共同市场,这些机构的确创造了大的地区市场和较低的内部贸易障碍,但是对于其他地区生产的同类产品则会设置较高的壁垒。各种非关税壁垒正在层出不穷。在美国宣布钢板价格要下调40%的那个星期,美国政府以“倾销”为由禁止钢板进口。无论发达国家的目标是多么高尚,它们对于公平劳动法案,还有为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创造一个充分发展的环境的坚持在实施过程中变成了对这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设置巨大的贸易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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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上来看,制造业工人的人数在减少之后却变得更有影响力了,这在美国尤其如此。在去年的总统选举中,工人选票的分量比40年或者50年前要重了许多,原因正是因为工会会员的人数在投票人数中的比例小了许多。由于感到了危险,他们紧密地团结起来。几十年前,美国工会的会员绝大多数都投票支持共和党,但是在去年的选举中,90%的工会会员都被认为是投给了民主党(虽然他们的候选人还是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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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年来,美国的工会都是自由贸易的忠实支持者,至少在言辞上看是这样,但是在过去几年里,他们成为坚定的保护主义者,而且公然反对“全球化”。尽管真正威胁到制造业就业的并非来自国外的竞争,而是制造业不再能创造就业机会了,然而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不管是工会会员还是政治家、记者、经济学家还有公众,不可理解的是制造业产量在上升然而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却在减少。大多数人还是相信,当制造业就业减少,那么制造业本身就会受到威胁,所以要加以保护。人们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社会和经济不再由体力劳动主宰,一个国家只需少数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就可以解决吃、穿、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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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新保护主义的原因可归结为经济上的利益、政治权力,但是怀旧和深植于人们心中的情感也是导致保护主义的原因所在,但是这种努力将不会获得成功,因为保护正在没落的行业是不会有结果的。70年前实施的农业补贴政策就是最好的例子。老的农作物——玉米、小麦、棉花——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投入了无数的金钱,但是它们现在表现都还是很差,然而,那些没有得到政府补贴的新农作物如大豆却欣欣向荣。这个教训清楚地告诉人们:那些补贴旧的行业,使它们可以维系下去,继续养着多余的人员的政策只会使事情更糟。钱应该花在补贴那些年纪较大的下岗工人上,然后还要留住和重新招聘年轻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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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司在1870年出现以来,下面几个基本观点都被认为是可以加以运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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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是“主人”,员工是“仆人”。因为公司拥有生产要素,没有它们工人就无法工作谋生。员工对公司的需要大于公司对员工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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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绝大多数员工为公司全职工作。他们从公司获得的收入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是他们生活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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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无论生产什么,效率最高的办法就是在一项管理之下包括所有生产产品需要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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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论的基础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一个叫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的盎格鲁血统的美国人提出来的。他认为把所有的生产活动集中在一个公司中进行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尤其是沟通成本(此人因为这个理论获得了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这个理论在七八十年前就被洛克菲勒发现并实施了。洛克菲勒发现他的石油生意如果可以集开发、生产、运输提炼和销售于一体,那么所花费的成本就最低,运转也最有效。基于这种认识,洛克菲勒创办了美孚石油公司,这个公司恐怕是工商界历史上最赚钱的企业。到了20世纪20年代早期,这个理念被福特发展到了极致。福特汽车公司不仅生产所有的汽车配件,而且进行组装,而且福特公司还自己生产汽车用钢、玻璃和轮胎。福特公司拥有亚马逊的橡胶种植园,拥有、经营运送物资到工厂然后把整车运出的铁路。福特公司还计划销售福特汽车并进行售后服务(不过福特没有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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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供应商,尤其是制造商拥有市场权,因为它们拥有产品和服务的信息,但是顾客则没有,也无法获得。如果消费者信任这个品牌的话,他们也无须获得这些信息。这就是这些品牌产品获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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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任何一项特殊的技术都只蕴涵着一个且只有一个行业,反过来也如此。这就是说,所有的制造钢铁的技术只局限于钢铁行业;反过来,正在适用于钢铁行业的技术也是来自钢铁行业本身。这种关系也可以运用到造纸业、农业和银行业及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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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以上的假定,我们创立了行业研究实验室,从1869年德国的西门子开始,到如今美国的IBM最后一个大规模的传统型实验室,它创立于1952年。这些实验室都集中研究行业相关的技术,它们都认为研究出来的新技术会被运用到相关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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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同样,每一个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一个产品和服务都有一个特定的运用范围,而每一个运用范围都意味着一件特定的产品和材料。所以啤酒和牛奶只装在玻璃瓶里销售;车身只能由钢铁制造;经营资本要由一家商业银行按照商业贷款来筹集等。因此,竞争主要是发生在行业内。大体上,一家公司是做什么贸易、市场在哪儿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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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假定中的每一个在一个世纪里都是正确有效的,但是自从1970年以来,以上的每一个假定都反过来了。现在的观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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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产要素是知识。知识工作者拥有知识,而且知识是便于携带的。这一点也适用于其他高级知识工作者,如研究科学家和知识技术工作者,比如理疗师、电脑技术员、律师助手。知识工作者为企业提供资本,就像金钱是资本的一种一样。这两种资本相互依赖,这使得知识工作者成为一个平等的合伙人或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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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许多员工,也许大部分仍然是拿薪水的全职员工,他们的工作收入是生活的主要来源,但是很多人将不再是一个组织的全职员工,而是小时工、临时工、顾问或者承包商。即使那些有全职工作的人,越来越多的员工可能不再是组织的员工而是外包商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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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易费的重要性有限。福特式的全方位经营的模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在,传统的公理所认为的企业要最大地整合所有经营生产活动已经完全被推翻了,理由之一就是每一项活动所需的知识都高度地专门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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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尽可能地进行经营活动的整合不再为企业所需要的第二个原因是沟通成本已经下降到了一个可以被企业忽略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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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减少早在信息革命前就已经开始了。也许,最大的原因是今天的人们已经具有了生意头脑。当洛克菲勒建立自己的美孚石油公司的时候,他想找一个最初级的记账员,或者知道一些最普通的经济常识的人都很难。当时,既没有商业课本也没有商业课程,所以,要让自己的意思为人们所理解的交易费奇高。60年后,到了1950年或者1960年,那些继承了美孚石油公司的大公司们可以自信地认为它们的资深雇员都是懂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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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新的信息技术——互联网和电子邮件——已经基本上消除了沟通的有形成本,这就意味着效率最高和利润最大的组织方式就是分散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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