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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2月初，麻烦浮出水面。北越想要方形的谈判桌，这样北越、民族解放阵线、南越以及美国在内的冲突各方都能参与，桌上还要摆有各方的旗帜；而南越想要两张面对面的长桌，各代表冲突的两方，因为就他们来看，这次冲突只有两个阵营，即南越和北越。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民族解放阵线也是合理的冲突方之一，南越对此拒不接受。接下来发生的，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愚蠢的外交智慧了。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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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南越代表团大使对美国重申了自己的立场：坚持“两张谈判桌”形式的重要性，并表示就此问题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之后，美国又提出了许多种建议，比如“可以同两张桌子的形式一致，但得是两张半圆桌；四个桌子，两张对两张；一张菱形桌子，但是分成两个部分；或者就一张大圆桌”，还说“这不是让步，而是选择”。可是南越代表团的立场毫不动摇，认为两张面对面的长桌是最好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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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美国代表团给约翰逊总统传达了信息，告知他遇到了新的流程问题——发言顺序。“大家本来都同意从帽子里抽签决定发言顺序了，可是北越要求帽子里有四个名字……以此强调这是一场‘四方’会谈。但是我们和南越只想有两张签，正好说明我们的立场：这是一场‘你方和我方’的会议。之后再由各方的两个成员发言。”同时，谈判桌形状问题的谈判仍在继续：北越提出使用四张分开的桌子，之后又建议用一张大圆桌，大家围着坐（这是美国之前就劝说南越接受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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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谈判仍在延期，且伴随着各种风险：有人建议约翰逊总统考虑重启空袭，以武力“应对谈判桌上故意拖延的行为”。美国代表团的一位成员对南越副总理指出：“这件事美国人民无法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无法理解……即便越南人民也无法理解：我们因为谈判桌形状而争论不休，因为发言顺序而争论不休。然而，我们在这儿争论这些的同时，战争仍在继续，死亡也在继续。”可是他的努力没有什么用，谈判桌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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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南越副总理提议采用“三阶流程”。第一个阶段关注的问题“与民族解放阵线无关”，这样民族解放阵线就自然而然地被排除在外了，而且不需要在谈判桌形状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但是美国不会支持三阶流程的提议，因为这种形式透明度太高了，会使得谈话还没开始就脱离正常进程。美国代表团还考虑，如果南越在程序问题上太过强硬，就同北越展开双边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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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月2日，巴黎这边终于取得了一些进展。北越虽然还是坚持“简单的圆桌”想法，但同意了南越在谈判桌上的地位，即如果谈判桌形状的问题没能解决，就不用摆放旗帜和名牌了。而在发言顺序方面，北越认可了美国的提议，分成两方抽签，而不是四方，但是北越还是坚持抽签环节由南越和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操作，而非美国和北越。可南越对自己赢得的让步并不知足，反而继续提出要求：如果圆桌不被采用，那么谈判桌必须用布条挂在中间，这样明确表示圆桌的双方都是谁。美国代表团又气又恼，也加入了争论：清楚双方都是谁，一点也不难，只用看彼此坐的近不近就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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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4日，南越想出了解决谁来抽签的办法：可以“掷一枚硬币，或者让对方先行发言”。而美国考虑的是南越是否会在“无标识的”和“分开的”圆桌之间用掷硬币的方式做抉择。美国还开始着手各种工作，确保参会人员进场时走的是两个不同的入口，这样的话自然而然分成了各方两个国家的双方谈话的格局。美国这样做是为了平息公众对此事件的愤怒，同时也是为了新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1月20日上任前，能够开始和平的实质性谈判。他们希望说服南越同意使用没有标记的圆桌，以此交换北越在标志、名牌和发言顺序上的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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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桌子形状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国家元首气愤极了。1月7日，美国总统约翰逊非常恼火，他告诉团队“我受够了！”而且强烈怀疑南越这般固执，是不是即将上任的尼克松政府挑唆的。随即，约翰逊给南越总理捎信，信中他动用了美国总统的全部影响力，要求南越总理使用简单的圆形会议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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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民众和国会都表示无法理解这一情况——我们无法接受使用整体圆桌（如果有必要的话，这张桌子还得是无标识的）。这样的一张桌子本来就不是四方的。如果桌子被分为一半一半，就清楚地表明这代表两个谈判方，都不用我们做任何标记……当前，美国国会和美国民众一触即发，这是我执政4年里未曾见过的情况，更是我从事公职40年以来没有经历过的。我们无法在立场上做出合理的调整，只会招致漫天批评，批评的矛头指向的是我们美国政府，但南越政府在我们美国国会和民众心中的形象，将会受到更加严重的影响……你方与我们有着密切的建设性合作，合作历史长久。我们一直努力在做正确的事情，这也是我们要求你们现在做的——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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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使用圆形会议桌是正确的，也请坚定相信我们的基本路线，也是我自始至终支持的基本路线。请不要让美国重新考虑对越基本立场。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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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总统把信交给南越总理之前，美国代表团又重申了自己的立场——是时候解决这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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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采取措施，明确谈判桌就该是“两个阵营”的：第一种措施，也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在双方中间留一些空间，移走中间的一张椅子，或者这张椅子不坐人。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在我们和他们之间的桌上放一摞书或者文件……自停止轰炸已经过去两个月了，越南政府抵达巴黎也过去一个月了，美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DRV）在巴黎的谈话到现在也已经过去八个月了。我方政府认为，现在绝对是时候开始实质性的工作，我们可以联合组建一个稳固的统一战线。谈判桌形状的问题，是我们双方共同承担的责任。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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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桌形的谈判还在继续，甚至出现了圆桌和环形桌区别的辩论。最后，南越做出让步，并给出另一个解决办法，即把布条换成“可以看见线条的布带，以此隔开两边”。而在发言顺序的问题上，又有了新的主意：“从两个抽签盒里抽，比如一个红色一个黄色，而且由第三方负责抽签才行（例如法国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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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说在这个问题上缺少持续性或者创新性，而是反映了有时候你需要用新的视角来看待问题。解决僵局迫在眉睫，苏联驻法国大使馆的公使衔参赞在1月13日给出了一个新方案：“一张圆桌，再加两张长方形的桌子，紧挨着对方。”成功近在咫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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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分歧各方同意：使用一张没有标记的环形桌，加上两张长方形桌摆在环形的对点，距离圆桌45厘米。桌上不会有旗帜和名牌。一位法国外交官负责抽签和掷硬币来决定谁先发言。抽出的那方首先发言，各方只许有两次演讲。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小的问题：南越总理不希望在一开始提议的法国外交部掷硬币，而是在玛吉斯迪克酒店（the Hotel Majestic）。但幸好这次异议没有对进程有什么影响。1969年1月18日早晨，巴黎和谈各方第一次会面在玛吉斯迪克酒店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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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用了六周的时间商议谈判桌形状，你一定能明白现实的和平是多么来之不易。1973年，巴黎和平协约终于得以签订，大家同意停火，美国开始撤军。尽管《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Agreement on Ending the War and Restoring Peace in Vietnam）的合约要求停火，其中也有解决治理问题的和平政治流程，但是战争事实上还在持续，直到北越打败南越并在整个国家建立了共产主义政府，战争才真正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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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在流程上的常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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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谈判者的确有可能因为流程问题而困在原地。比如，分歧各方如果没法决定谁先给出解决方案，那他们可能永远不能讨论实质性的解决办法。某项生意本来是互惠的，但如果乙方想要快速得到结果，但是另一方想要更多时间观望、权衡，那么这项生意可能永远做不成。在这样的情况下，谈判方想让流程沿着正轨走，可以理解，但是沉迷于流程会导致谈判延期，这代价可不小，而且还有可能毁掉整个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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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有很多，有时是因为基础工作不充分：谈判者没有充分考虑流程问题，或者团队内部的观点不一致且没能提前协调好，抑或是与对方讨论的内容过于复杂。有的时候则是因为分析停顿，让各方在谈判路径上无法达成一致：没有“完美”的流程，却一味追求最佳流程，这样会导致谈判延误，很没必要。有的案例中，过度追求策略灵活（想要“保留所有选择权”），流程实施的保证也会受到影响，甚至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但是只要准备充分，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预防，至少可以减轻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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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准备不充足，做出完美流程的目标不现实，而且过度追求策略灵活度，谈判方会因为关切流程而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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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能把流程放在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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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易或外交谈判中，大家都会觉得实质和流程是两个独立的元素——分别需要战略方法——但在谈判者和/或听众的脑子里，这两个元素经常会被搅在一起。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没有问题的。谈判方可能发现诸如“谁会在谈判室”和“谈判会持续多久”这样的决定，会对谈判有实质性的影响，如果这些决定变成现实，那双方的讨论绝不可以掉以轻心。与此同时，过度关注构造完美的流程，或者最有利的流程，会后患无穷。这时流程谈判如果转换到实质性交易，则会出现危险的局面。在理想情况下，谈判者会把实质性讨论搁在一边，直到可行的流程出现。但是旷日持久的流程讨论会影响到实质性流程，最好是：（a）对不完美的流程达成共识，之后可以再做修改；（b）直接开始实质性谈判，同时协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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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实质性讨论因为过度关注流程而被搁置，（a）考虑采用次等的流程，但可之后再做修改，或（b）直接开始实质性讨论，与流程协商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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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战争的流程冲突——为了合法性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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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谈判各方认为，在流程上做微小让步，等同于牺牲重要的谈判力和合法性，特别是关于谁处于主导地位仍然毫不确定、模棱两可时，问题就会变得更严重。但是，当身份等级和权利动态都成熟稳固的话，流程很容易确定下来，因为没有人觉得在谈判早期阶段为了地位勾心斗角能获得什么利益。但是如果双方没有明确的顺从模式，流程就会成为实质。对局外人来说也觉得奇怪，那些再琐碎的关于谈判规则的问题，对当局者来说，都是对意志力、影响力和合理性的初步试验。我们可以从下面这封信明白这个问题。这封信是1967年12月19日美国国务院的大使写的，他对桌形谈判是这样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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