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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人今天在伯克希尔公司所做的事情，如果你们和我知道了，都会不高兴。这不可避免：我们现在雇佣了20多万人，这么多人每天不发生不良行为的概率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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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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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稍有坏名声时，我们就立刻采取一切措施补救，那么我们就能使这种不良行为降到最少。你们对这些事情的态度，无论是言语还是行为，将是你们企业文化如何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与公司规则相比，文化更能确定企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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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一位高级经理实施了欺诈行为，严重违反了巴菲特的信任原则。有人以此为由推断，巴菲特的信任模式行不通了。但最终结果怎样呢？此经理辞职，但没有离职补偿（虽然他说，他的股票交易没有违反法律，也没有违反伯克希尔公司的政策）。巴菲特将他的所有信息都交给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并对他的经理强调说，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无信任的行为行不通，也不能容忍。巴菲特非常精明，他没有因为一位高级经理滥用信任原则，而质疑其他七十六位高级经理。最终，尽管受到一些打击，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仍能继续享有高信任文化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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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的个人信誉激发了信任。他信任高级经理的方式也激发了经理们的忠诚和勤奋，并使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继续成为可信赖的公司。七十七位高级全明星之一，美国商务新闻社（2006年该新闻社被巴菲特收购）的首席执行官凯西·巴伦·塔姆拉兹这样说道：“沃伦使我们感到我们不能做错事……我们每晚都难以入眠，因为每一天我们都必须把事情做好。这太了不起了！”由于其独特的工作方式，巴菲特成为全世界第三富有的人。而且，他决定将他的470亿美元财产的99%捐献给慈善组织，主要是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用来改善全球范围内人民的生活条件。为此，他也将繁荣、力量和快乐传递给了数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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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低信任度的世界，有时候为不可靠的行为辩护很容易，“这没关系。每个人都这样做。”但是每个人都不去做。事实上，在2006年给全明星团队的备忘录中，巴菲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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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界，六个最危险的字可能是：“别人都这么做。”很多银行和保险公司由于遵守这个基本信条而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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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个“六字箴言”为采取的行动的道德性作辩解，后果会更加糟糕。至今，共有100多家公司卷入倒签股票期权日期的丑闻，这个数字肯定还会上升。我猜想，卷入此丑闻中的很多人的本意并非如此，而是由于看到别人这么做，而且也没有问题才照着做的。最近几年，很多为操纵收入而欺骗投资者的会计诈骗也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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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多数人都卷入不端活动，所以你很高兴让你的女婿做你的遗嘱执行者。但在执行的过程中，他们选择了那个六字理念——也许是由他们的审计员或顾问提出——因为很多受人尊重的经理都这么做，因此这么做也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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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样做是大错特错的。事实上，每次你听到“别人都这么做”这句话时，都应当引起高度警觉。如果有更好的理由说服你，为什么他们会用“别人都这么做”这个勉强的理由呢？很明显，如果支持者使用这个流行语，那么至少他是在庇护某种令人怀疑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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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信任的方式做事是不符合明智的信任的原则的。尽管有些人和组织用不诚实的方法一时侥幸成功（之前我们也提到一些例子），但是这种方式不能持续，并且在某个时候，会得到报应。伯纳德·麦道夫虽然欺骗了人们很多年，但最终还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从长久看，不信任行为绝不会创造可持续的繁荣、力量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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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智的信任”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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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坚定地戴上了明智的信任的眼镜，你可能想回忆一下我们之前提到的成功的例子，易趣、网飞、伯克希尔—哈撒韦、里昂·比恩，想想他们是如何将信任习性和分析能力结合在一起，成功地找到了明智的信任的方法。你也可能会回想一下10世纪中东马格里布的交易商和默罕默德·尤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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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记得我们以前提到的欧洲的一家保险公司，因为顾客的一次欺诈索赔而受到了伤害？之后的一段时间，公司领导层采取了这样的态度：假定所有的顾客都是骗子，除非有证据证明他们不是骗子。这种态度逼走了很多顾客。但是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领导层决定改变这个态度。他们贴出了一个告示，告知所有的顾客：“我们相信你们。只要你们提出索赔，我们就受理。”同时，他们和顾客沟通说，他们只和诚实的顾客打交道，所以他们放弃了一些顾客。另外，他们做了一个分析，发现官僚程序实际比偿付错误的索赔所付出的成本还要高。采取新方式的结果是，信任和业务办理速度急速上升。以前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的索赔，现在只需要几天甚至几个小时，特别受顾客欢迎。他们对公司的忠诚度提高了，推荐的数量也增多了。令所有人都吃惊的是，索赔的数量大幅下降。由于感到得到了公司的信任，很多顾客放弃了小的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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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智的信任在社会领域的一个极好的例子是社区治安制度。在90年代早期，因为很多人从事毒品和暴力犯罪，哥伦比亚国家警察经常开着巡逻警车巡视社区。在这些社区里，儿童和青少年被迫偷窃和贩卖毒品。如果不合作就受到威胁，如果合作则奖励毒品。当地人不信任警察，不想跟警察合作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在1994年，莫卡斯当选波哥大市市长后，他决定做些事情来改变现状。他决定将低信任习性的模式改为高信任习性的模式，这个改变影响了他对社区情形和有关人危险的分析。他决定对警察进行社会技巧的培训，将他们分成两人一组，指派各组去具体社区负责治安，每轮持续多年。警察开始骑自行车巡视，不再开警车。他们拜访当地居民，停下来在大街的某个角落和他们聊天。他们组织社区安全小组，帮助学校给孩子们提供预防性的安全教育。他们设立社区监视委员会，来管理报警系统，并和警察分享信息。有一份报道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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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努力取得了非凡的成果……今天（2010年9月），波哥大市的杀人率是哥伦比亚大城市里最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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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实施的公共认知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1983年的一份调查中，被调查的哥伦比亚人中有73%的人说他们对警察的印象是负面的。但在2002年，加瓦瑞安那大学做的一份调查报告发现， 85%的波哥大市市民说他们对社区警察的印象是正面的。另外， 86.3%的人说，社区治安制度满足了他们的需求和投诉， 99%的人说社区警察对公众非常友好，86.5%的人说警察的工作改善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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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传递明智的信任，那些警察获得了社区居民的信任，他们降低了市民参与改善社区的风险。除了看到很多信任的例子和较低的犯罪率外，他们开始看到通常会卷入贩卖毒品的孩子们开始做出更好的选择。在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温哥华市，加拿大皇家骑警里士满分队，用明智的信任做了一个不同的尝试。他们决定和当地的商家合作，向做错事被抓的青年人提供“奖励罚款票”。这些奖励罚款票不仅表达了对青年人的信任，也能使青年人到当地的商店兑换冰淇淋、比萨饼或电影票，这样他们就认识了当地的商人，并用正面的方式和他们交往。伴随每一张传统的罚单，警察都发放三张“奖励票”。此方法的影响十分巨大，警察的士气大大提高，信任不仅在青年人中间传播，而且扩展到整个社区。三年的时间，温哥华的法庭传讯和青少年犯罪数量下降了50%，重复犯罪率下降到5%，这就意味着经过新创立的“司法康复项目”培训的95%的青年人再也没有犯法，或者没有因为做错事而再次受到警察的询问，处理罪犯的成本下降了90%。此项目的发起者兼领导人沃德·克拉彭，目前正跟53个国家合作来实施“奖励罚款票”。按照克拉彭的观点，“这不是关于有多少奖励罚款票被兑换成实物的问题，而是这些票是通向友好关系的大门，一切都是关于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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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建立了友好关系，就建立了信任……当你拥有了信任，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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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恩·绮，青年服务公司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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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里士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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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的互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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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例子中你会发现，丰厚的红利来自明智地信任别人和被别人信任，最令人激动的事情也许是根据信任的互惠特点而创立的信任良性循环。当我们信任别人的时候，别人就反过来信任我们。当我们抑制信任或不信任时，人们则倾向于不信任。在很多组织中，员工不信任管理层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管理层不信任员工。因此，员工的不信任是管理层不信任的结果。组织和用户之间，供应链的合作伙伴之间，甚至父母和孩子之间，也常常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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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研究一次又一次地表明，信任相互作用的范围很广，包括两个陌生人之间的信任。保罗·扎克和他的同事就做过这样一个研究，实验的目的是研究荷尔蒙之间的关系，因为它帮助人们做出积极的社会行为，信任和信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