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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提到的，在所有社会关系中，信任与力量和快乐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明显。最新研究表明：幸福会成就成功，但成功却不一定会带来幸福；幸福最大的预测因子是人际关系，人际关系的最大驱动力是信任。正如肖恩·埃科尔在专著《快乐竞争力》（The Happiness Advantage）中所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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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感到幸福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和情绪是积极的，我们会更聪明，更有动力，从而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幸福是核心，成功只会绕着幸福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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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项题为“幸福的人”的研究中，研究人员从受访者中找出最幸福的10%的人，结果发现，这10%的人只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良好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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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的质量不仅影响幸福，还影响健康。《美国公共卫生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在2007年调查了24,000名美国工人，发现社会关系较少的人患有抑郁症的可能性，比社会关系较多的人高出两到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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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现在的高科技关系也显示了与信任之间的联系。“皮尤互联网与美国人生活项目”进行了一项有趣的研究，结果显示：脸谱网用户对“大多数人值得信任”这一论断的认可程度，比其他互联网用户高出43%，比从来不使用网络的用户高出三倍。原因到底是什么？是人们本身对这种论断的信任，还是脸谱网和网络的应用？虽然因果关系还未被证实，但非常明确的是：社交网络有助于产生和传递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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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历史是一个可靠的向导，那么即使是最先进的技术也永远无法取代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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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古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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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尼娱乐公司前任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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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区中传递明智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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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你在巴拿马的米莱尔超市和加拿大社区警务的故事中所得出的结论：建立信任有助于增强社区的繁荣、力量和快乐。一个熟人跟我们分享了几年前他创造社区信任的经历。当时他就职于一个欧洲国家的非政府组织，自行车是他和同事的交通工具，最初他们担心在公司上班时，自行车无人看管，会被当地的“混混”偷走。但最终他们决定信任当地的孩子们，尊重他们，和他们进行友好交流，回答他们关于美国文化的问题。他们发现，当他们用信任的态度对待孩子时，他们尽可放心地把自行车留在外面，当他们回来时，自行车会原封不动地待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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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一家非营利综合医疗中心——克利夫兰诊所（Cleveland Clinic）的医生们，通过坦诚对待病人，向病人提供网上病历、医嘱等方式，向病人传递信任。他们通过推行以病人为中心的医生补偿金及会诊制度，进一步增强了与社区的信任。首席执行官德罗斯·卡斯格罗夫是一位心脏外科医生，曾做过22,000余例手术。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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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医院采取我们这种经营方式……首先，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固定薪水。如果我是一个心脏外科医生，每天做两个或做四个心脏手术没有任何区别，周末带回家的钱是一样的。如此以来，就没有动力做额外的检查或其他类似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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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们都签订为期一年的合同，有年度专业评估。所以，医生的业务水平受到监管，没有终身岗位，如果你没有达标，就不能加薪，甚至可能被迫打包走人，这是我们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这与大多数医院不同，在其他很多医院，医生只要想留下就可以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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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诊所的领导也多为医生，首席执行官、首席信息官、办公室主任均是医生。当有人问：“你是如何让世界一流的医生，仅仅为了份工资就为你打工？”卡斯格罗夫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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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环境吸引了各位医生来这里工作。他们有值得尊敬的同事，他们得到了支持，所以他们能做好医生的本职工作。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自己填写参保表格……我从来不需要自己付账单。所有的一切医院都为我做好了，我只要做好医生的本职工作，我认为这也是大多数医生想要的——在一个水平相当的医生团队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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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夫兰诊所被人称赞的原因是，它提供了高水平的医疗护理，收费却远远低于国家标准。沙特阿拉伯的哈立德国王、威尔士王子、奥普拉·温弗瑞和杰克·尼克劳斯这些人，完全支付得起其他地方就医的费用，却都选择了克利夫兰诊所。在过去的15年里，《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年度美国最佳医院排行榜”，每年都将克利夫兰诊所列为心脏保健领域的最佳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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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内传递明智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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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兴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国家内增加信任对国家的重要性，并采取实际行动加以实现。虽然2009年“爱德曼信任度调查”结果显示，外界对中国的信任度不高（全球受调查者声称，他们对中国和俄罗斯公司的信任低于其他任何国家），中国人却对自己有着高度的信任。事实上， 2007年“皮尤全球态度调查”的47个国家中，中国人表现出最高的社会信任度，79%的中国人赞成“在这个社会中，大多数人是值得信任的”。约翰 · 奈斯比特和多丽丝 · 奈斯比特夫妇在《中国大趋势》（China’ s Megatrends）中描述道：中国发展的纵向民主建立于信任的基础之上，特别重视能力和结果。他们提到中国人思维中的一个传统理念是：“实践出真知。”用奈斯比特夫妇的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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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的关系走向，会创立一个以信任为基础的制度：政府信任人民，人民信任政府。这个模式恰恰适合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思维方式，及中国人民对和谐稳定社会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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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号召人们“解放思想”，开始向人民传递信任，这就是奈斯比特夫妇所说的“释放了巨大的能量”。那些能量可能也蕴涵着破坏性，但结果证明，具有惊人的建设性。例如，1978年，中国有16万5千名高校毕业生， 2011年这一数字达到了660万。我们俩永远忘不了参加2008年世界经济论坛时，从北京驱车到天津一路上所看到的这种能量释放的成果。我们看到了许多令人惊叹的新建的基础设施——包括一条新建的八车道高速公路，穿过农田，延绵70英里，连接着北京机场和港口天津，我们也忘不了为举办世界经济论坛新建的会议中心是多么宏伟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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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之前所讨论的，廉洁指数显示了诚信和繁荣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信任习性和繁荣之间也有同样的关系，正如保罗·扎克和史蒂芬·纳克所说：“信任度高的社会比信任度低的社会的产出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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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开放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拥有高信任度。在许多方面，信任是美国成功秘诀中所有要素的综合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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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弗里德曼，普利策奖获奖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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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明智的信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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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在团队和组织中明智地传递信任所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创建出一种能产生繁荣、力量和快乐的“明智的信任”文化。在这本书的开始，我们表达了我们的意图，那就是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从而推动在一个低信任度的文化中传递“明智的信任”的力量，这种力量在高信任文化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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