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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乌里韦总统和《哥伦比亚人报》（El Colombiano）授予麦地那“哥伦比亚模范奖”。到目前为止，麦地那的基金会在157多个城市和26个国家开展了活动，帮助哥伦比亚建立信任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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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百万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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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为哥伦比亚的巨变和为全球争取自由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是奥斯卡·莫拉莱斯，一位33岁的电工。像其他哥伦比亚人一样，2008年1月，莫拉莱斯被一则关于埃曼努埃尔的新闻故事激怒了。埃曼努埃尔是一个4岁的孩子，两年前被极端分子组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抛弃，而这个组织在哥伦比亚实施恐怖活动已经长达24年之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在2002年劫持了埃曼努埃尔的母亲，她在被囚禁的丛林里生下了这个孩子。“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在2007年宣称释放了这对母子，但事实上，他们就小男孩的事撒了谎，因为胳膊受伤及丛林生活带来的疾病，埃曼努埃尔在两岁的时候就被从母亲身边夺走，被遗弃在一家小诊所里。母亲被释放前，再也没有见过孩子。最终，人们在一家儿童福利院内找到这个男孩，那时他已经改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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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再三犯下的绑架、爆炸及其他罪行的厌恶，莫拉莱斯认为是时候开始反击了。 2008年1月4日，他领导了一场名为Un Millón de Voces Contra las FARC （意为“反对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百万人声”）的脸谱网运动——团结人们反对残酷的恐怖主义组织。莫拉莱斯做出这种决定是异常勇敢的，因为一旦使用脸谱网，真实姓名及面貌就会公诸于众，他知道自己以及加入他队伍的所有人的生命会面临危险。尽管在乌里韦执政期间，“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游击队的活动力量被削弱了不少，但其残暴的历史及持有几百名人质的事实还是引起人们的普遍恐惧。然而，莫拉莱斯发出了这样的口号：“杜绝绑架，拒绝谎言，消灭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第二天早上， 1500人加入了他的脸谱网活动，当天晚上便增加到了4000人。第三天，增加到了8000人，并且这个数字还在继续快速增长。莫拉莱斯决定举行游行示威，他找志愿者组织示威队伍，在脸谱网网站公开发动此活动。一个月后， 200多个城市和世界上40多个不同国家的街头就挤满了超过1200万名抗议者，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反恐示威游行。被释放的人质说，当他们从收音机里听到抗议的消息时，他们便有了生存下去的希望。示威使得“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成员意识到，他们没有得到人们的支持，他们开始大规模地退出。根据莫拉莱斯所说，到2010年年初，“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从4万人锐减到7千人，剩余的武装力量也被赶回到丛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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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莱斯开始建立“百万人声基金会”，给哥伦比亚年轻人提供参与民主社会的途径。这样，年轻人就不会被怂恿拿起武器加入“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再次重申，勇敢的莫拉莱斯的个人努力为乌里韦总统的官方努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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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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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分享这些故事，是要指出：个人的力量，如佩德罗·麦地那和奥斯卡·莫拉莱斯，有助于信任复兴。有时它不是一个个体，而是创造巨大社会变革的一个小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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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30年前，在中国一个偏远的村庄小岗村， 18个贫困农民秘密会面，“签字画押”，把公有土地分成小块，分给个人。这样，每家每户可以多劳多得，而不是靠全村平均分配，因为平均分配得到的太少。正如奈斯比特夫妇在《中国大趋势》一书中描述的那样，这个秘密协议既有革命性又有危险性，它违反了数十年来的规则及公有制文化，参与者有可能遭到“迫害、剥夺财产，甚至被当作剥削的‘地主’杀害”。然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让这群人敢于发誓：“如果我们成功，我们绝不向国家索要金钱或粮食。如果我们不 “成功”，我们这些干部甘愿承担监禁或死刑的惩罚。”这一小群人的勇敢行动不仅获得了巨大成功，还引起了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邓小平的注意。后来，邓小平实行了经济改革，允许市场分配，达到了“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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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怀疑一小群富有思想和责任感的民众可以改变世界，事实上，它确实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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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人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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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为能够改变历史。参与其中的人在那时可能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些，他们对人民、家庭、公司以及国家命运所起的作用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得以证明，但是没有人会否认“个体”的力量能够引起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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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其他故事中所提及的，在哥伦比亚和中国所发生的事件仅仅是一个“快照”。它是有关领导者和个人选择的结果，不同的领导者和个人做出的选择不同，导致的结果可能也会不同。 1999年，哥伦比亚身陷绝境，委内瑞拉相对繁荣，所以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委内瑞拉是这两个国家中较为强大的那一个。但是如今，由于两国领导人的不同选择，两个国家的位置几乎互换了：哥伦比亚民族的活力在不断增强，移居海外的人士踊跃归来；而委内瑞拉在乌戈·查韦斯的领导下，尽管自然资源丰富，却一直在走下坡路，陷入“人才流失”的窘境，在查韦斯执政期间，更是有超过百万的富有创造性的公民移民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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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平等、透明、高速、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网络化世界大大增加了信任复兴的可能性。脸谱网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早在2008年就曾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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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事件表明了一个迹象：政权正在发生变化——可能形成强大的政治组织。这些事情会真正影响人们的生活、自由及民主，这些正是政府的关键职责……15年内，在哥伦比亚发生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可能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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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透明”赋予公司和组织责任，使其变得更好，更值得信赖……真的会改变政府的工作方式。一个更透明的世界，会创造一个更易于管理也更公平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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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大大提高了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参与度和授权度，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变化。想一想在埃及、突尼斯、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和其他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国家发生的事情：都是因自由、自治引发，并被社会媒体激发的起义。虽然最终结果尚不明朗，但社会变革的进程已经被永远地改变了。互联网不仅使信息民主化，而且促进了不同程度的透明化，赋予了人民、社会组织，甚至政府前所未有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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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合作大势所趋，声誉的重要性高于我们自己，一切均以信任为核心。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信任是一种新通货，新货币，信任使市场运转。汤姆·海耶斯在其《起跳点》中巧妙地提出了一个关键性问题：“全球网络跨过起跳点（30亿人使用网络时）后，一切会变得可信还是不可信？”海耶斯说：“在全球网络经济中，每天发生数十亿个非面对面的、匿名的相互交流，信任就是一切：每一次违背信任都是一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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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只有两种基本方法能够提高和增强人们的能力：政府和市场。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有了第三种方法——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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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哈梅尔，伦敦商学院教授、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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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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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不是佩德罗·麦地那、奥斯卡·莫拉莱斯，也不是一小群勇敢的中国农民，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影响范围内建立、传递、恢复信任，从而为增加全世界的信任贡献力量。在相互依存、高度联系的当今世界，我们的影响范围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我们要为自己，也为这个世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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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迪特尔· 尤可多夫的经历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迪特尔· 尤可多夫是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飞行行动委员会前任主席，德国汉莎航空公司（Lufthansa）前首席飞行员，此外，他还是一位宗教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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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在德国达姆施塔特的一个教堂里，一架大钢琴需要从礼拜堂搬到隔壁的文化大厅，以供即将在那里举办的音乐活动使用。在没有专业搬运工的情况下，要把这么一个大家伙从礼拜堂搬到隔壁的文化大厅，似乎是不可能的。这个任务不仅需要体力，还需要细致的协同合作。大家想了很多办法，但没有一个能准确地保持钢琴的平衡。他们根据力量、身高、年龄，一遍一遍地轮换——结果均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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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家围在钢琴周围一筹莫展时，我的一个好朋友开口说话了，他说：“大家靠近站在一起，从自己站的位置向上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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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听起来似乎很简单。每个人都从自己所站的位置向上抬，把钢琴从地板上抬起，然后一点一点地搬到了文化大厅，钢琴就好像是自己长了脚走过去似的。这就是对挑战的回答，他们只需要站得靠近些，从自己站的位置向上抬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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