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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即利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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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开始，非传统经济学家开始对经济学科的一些最基本的假设进行检验，并提出了一些关于合作和起源的问题。很多人都对他们的发现表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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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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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一群经济学家设计了一个简单但不乏智慧的实验：“最后通牒博弈”。在这个实验里，实验者给两个人10美元，他们要对如何分这10美元进行协商。根据要求，第一个人需要向第二个人提出如何分这10美元的“提议”。他可以将10美元全部分给第二个人，也可以全部据为己有，还可以提出平分或者随便怎么分。然后，第二个人决定是否接受第一个人的提议。如果接受，那么他们按照商量好的办法分掉这10美元，每个人都有所收获。如果不接受，那么两个人都将一无所获。游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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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经济学家假定，在他们的模型里，所有参与者都是自利的经济人，因此会按照以下思路进行推理。第二个人会认为，有总胜于无。即便是1美分，也总比什么都没有强。第一个人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知道只要给第二个人一点钱，第二个人就会同意。因此，经济学家估计第一个人将给第二个人1美分，自己得到9.99美元，而第二个人不会对此表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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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最开始的实验是由美国大学生来进行的，经济学家发现，被试往往不接受过低的分配提议。大约有一半的人会拒绝分给他们2美元的提议。低于2美元的提议，被拒绝的次数更多。而且，站在第一个人的角度考虑，他们似乎也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因为没有出现太多不公平的提议。最多的提议是对半平分。平均来说，第一个人的所得要稍稍多于第二个人，但不会多太多，因为遭到拒绝的提议将导致双方一无所获。即便没有与第二个人讨论，第一个人似乎也知道哪种提议会被接受，哪种提议会遭到拒绝，因此，第一个人的行为与极端自利、只想为自己捞到尽可能多钱的那些人的行为是一致的。可是，第二个人的行为是根本无法解释的。对于这个以前从未谋面将来也不会再相逢的人，他为什么会拒绝从他那里凭空收获1美元或2美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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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的启发，人们又设计了“独裁者博弈”实验，以研究第二个人接受或拒绝提议的权力能发挥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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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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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博弈里，给第一个人10美元，他有权决定怎样和第二个人分这10美元。但是，跟前一个博弈不同的是，第二个人什么都不需要做。不论第一个人的提议如何，第二个人都只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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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第二个人没有任何选择权，经济学家估计，第一个人将会把这10美元完全据为己有。但很多情况下，结果并非如此。平均来说，第一个人将分给第二个人大约2美元。如果我们认为行为完全是由利己主义支配的话，那么这个简单实验的结果将很难解释。人们确实是在把自己的钱从兜里掏出来，送给一个自己并不认识的人。这个实验进一步说明，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固有差异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举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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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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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表明，在独裁者博弈中分给第二个人较多钱的人，参加投票、为竞选捐款、竞聘更高职位、参加抗议、帮助卡特里娜飓风受灾者的可能性也更大。他们也会在评估“人道主义”水平的心理测试上得到高分。就像豪尔特的进化模型所预示的那样，我们发现，不同的人为了帮助别人所愿意付出的成本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仅关心自己，但是，大多数人都会关心他人的幸福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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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情形并不完全出于想象。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最后通牒博弈并不少见，有时还非常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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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一位名叫鲍勃·基茨的承包商正在拆除俄亥俄州伊利湖附近的一幢有着83年历史的老房子的墙体。他在一面墙体内发现了两个绿色的金属箱子。箱子里有一个白信封，上面写着“P. 邓恩新闻社”，信封内装有18.2万美元大萧条时期的钞票。基茨没怎么细想，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这所房子的主人阿曼达·里斯，她是基茨的高中同学，这次房屋翻修工程就是她包给基茨的。他们所照的照片显示，他们坐在靠近咖啡桌的地板上开心地笑着，桌上整齐地码放着那些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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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开始商量怎么分这笔钱时，麻烦跟着就来了。里斯想分给基茨10%，但基茨要40%。如果里斯对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中出现的百分比数据比较熟悉的话，她在第一次就应该给出一个更好的提议，后来也就不会有那么多麻烦了。由于双方无法达成一个公平的分钱协议，信息被透露出去，当地的《克利夫兰老实人报》报道了2007年12月发现巨款的新闻，于是，邓恩的后人找上门来，有21人之多。与此同时，里斯花了一部分钱去夏威夷旅游，但他谎称被偷了6万美元。这样，可供里斯、基茨和邓恩的后人所分的钱就不多了。邓恩家族的律师一针见血地分析道：“如果这两个人能坐下来好好商量，并合理地把钱分掉，那么，这笔钱的继承人将无从得知有过这样一笔钱。正是因为他们不能坐下来以合理的方式分钱，导致了双输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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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决定群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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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前面讨论的实验几乎全部都是在美国高校学生中进行的。这样的研究项目往往会吸引急需钱的大学生参加，有的人甚至这样说：“我们对美国大学二年级学生的了解，超过任何其他动物。”其他国家的研究人员也雇用当地的大学生做了最后通牒博弈和独裁者博弈实验，他们得到的实验结果并无区别。最明显的例外出现在研究经济学的大学生当中。他们所受的教育告诉他们：自利的选择，才是最合理的选择，因此，他们在实验中不会太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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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约瑟夫·亨里奇（Joseph Henrich）想知道这样的结果在非工业化国家是否也普遍存在，因此，他在秘鲁亚马孙河流域的马奇根加部落里（他正在对这个土著部落进行研究）也做了最后通牒实验。奇怪的是，相对于发达国家的人来说，这些土著居民的行为显得更加“理性”。在最后通牒博弈中充当第一个人的那些土著居民，给出的提议都比较低，而充当第二个人的土著居民还是倾向于接受。这个结果跟传统经济学家先前预测的结果非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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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奇根加另类”迅速成为众多研究人员关注的焦点。有些研究人员决定加入亨里奇的研究项目，并参加了1997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召开的为期3天的专题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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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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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人员设计了研究提纲，以便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各种各样的小规模社会，进行最后通牒博弈和独裁者博弈实验。要研究的国家和人群包括玻利维亚提斯曼人、智利马普切人、厄瓜多尔阿丘阿尔人，克丘亚人、肯尼亚奥玛人、坦桑尼亚哈扎人，三古人、印度尼西亚拉马勒拉人、蒙古土尔扈人、巴布亚新几内亚格瑙人、巴拉圭阿切人、秘鲁马奇根加人和津巴布韦绍纳人等。这些研究人员还对外来人口进行实验，比如密歇根州的安娜堡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布伦特伍德，这些实验都是在受控条件下进行的。多数情况下研究者为被试提供的奖金都是丰厚的。他们为一天或更多天的工资而讨价还价，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他们认真地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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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表明，马奇根加的情况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对不同的社会而言，人们做出的初始提议以及拒绝不公平提议的倾向性存在着很大差别。密歇根州的安娜堡人在实验上的表现，跟先前所看到的大学生的表现大体相当，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第一个人的平均提议是44%。相对于大学生来说，坦桑尼亚的哈扎人和厄瓜多尔的克丘亚人的提议要少很多，平均大约是27%。另一方面，相对于大学生来说，印度尼西亚的拉马勒拉人和巴拉圭的阿切人的提议略多一些，分别是58%和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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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这项研究的人类学家特别想知道：为什么有些群体比另一些群体的提议多一些？于是，他们对每个社会从多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包括当地语言的类型和起源，以及人们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有些群体生活在森林里，而另外一些群体生活在平原。有一些群体是采猎者，另外一些群体是牧羊人，还有一些群体是小规模经营的农民。有一些群体是居有定所的，固定生活在一个地方；另外一些群体是游牧的，在很大的范围内活动。这些社会的复杂程度也不一样，有的社会以家庭形式生活，而另外一些社会以家族、部落或村庄形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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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群体行为差异密切相关的指标，毫无疑问是他们的社会性。其中的一个指标匿名性，是用来衡量每个群体与陌生人互动的频繁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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