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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雌性灵长类动物之间的外显式攻击相当罕见。切尼和赛法斯写道：“事实上，大多数雌性的显性交互活动，都采取了排挤的形式：一个雌性靠近另一个雌性，迫使后者放弃自己的位置、性伴侣，或者食物。”如果她们真的开始打架，其他雌性往往会插手干预。他们写道：“没有牵连的旁观者们在围观其他雌性打斗时，常常会发出带有威胁意味的咕噜声，仿佛站在安全距离之外发出愤怒的指责。”17 这和网络霸凌形成了有趣的模拟。你的“朋友”可能会在网上发表评论、上传照片，给事件火上浇油——可谓是升级版的“带有威胁意味的咕噜声”。又或者他们可能会潜伏在网络空间，静静旁观事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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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霸凌还有一个独特之处：虽然青少年受到公开羞辱，但是他们往往会把自己的遭遇深埋心底。在受到网络霸凌的青少年中，只有不足10%会告诉父母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18 说到“朋友”，又是另一回事了。如果你独自在家，坐在电脑屏幕前，突然发现你有一张丢脸的照片或者一则谣言传遍了你的虚拟村落：你的数百个“朋友”都会和自己的圈子分享那令你难堪的信息。这时候，你很难联合自己的盟友发起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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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掉了智能手机的伪装，网络上的恶霸也可能是现实生活中的懦夫。 但在网络上，他们会如影随形，难以摆脱。他们隐藏了自己的身份。当侮辱的利箭击中了目标，他们也不必亲眼看到你脸上的表情。最奇怪的是，受害者的网络社区往往会助长此类恶行，就好像他们在做梦，或者把全部注意力都投向了视频里的动作镜头。很少有人会挺身而出，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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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一群流行病学家发现，网络霸凌受害者的临床抑郁率，比“标准”霸凌受害者还要高。19 如果这还不足以让你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那么不妨来看看下面这项覆盖了近2 000名美国初中生（六至八年级）的调查。调查发现，在遭受网络霸凌的孩子里，20%都曾经严肃地考虑过自杀，还有另外19%承认他们已经尝试过了。20 根据疾病控制中心的调查，自杀是青少年死亡的第三大原因。这些数字应该能让父母心生寒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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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村落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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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霸凌现象十分常见。两位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家埃利西亚·格罗斯（Elisheva Gross）和贾安娜·尤沃宁（Jaana Juvonen）调查发现，在年龄介乎12～17岁之间的互联网使用者中，有72%都曾经至少一次成为网络霸凌的目标，更有1/5曾多次遭受网络霸凌。校园羞辱和网络霸凌的重叠率十分高——达到85%，用研究者的话说，这意味着互联网只不过是“超越了校园”。尽管如此，当社交媒体和网络摄像头被用来威胁他人时，网络霸凌就会增加青少年铤而走险的概率。就像飙车和酒精一样，如果没有成年人监管，上社交网络也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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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不该错过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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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在Facebook上得知，一个儿时伙伴的妹妹去世了。但因为我隔几天才会看一次Facebook的推送，所以我错过了她的葬礼。我应该去参加的。如果有人直接联系我的话，我一定会去参加葬礼。朋友的妹妹一个人过着独居生活，有一天她摔下了楼梯，在那里躺了很久才被人发现，发现时她已经孤独地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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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朋友打了个电话，在她手机上留了一条语音信息。我还给她写了一封电子邮件表达我的慰问，并抄送了她的好几个邮箱。我也考虑过给她发短信，但是我想了想，最终还是没有这么做。我认识她40年了，认识她妹妹也有40年了。我想听到我朋友的声音，也想让她听到我的声音。但是，当我们终于通上话的时候，“七日居丧期”（犹太教中社会悼念的时间。在此期间，痛失所爱的人身边一定要有朋友和家人环绕）已经过去了。她已经回到自己位于另一座城市的家，恢复了日常的生活。我也恢复了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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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在一条生命戛然而止的时候，我们也不太可能像过去那样进行面对面的真诚互动了。朋友妹妹的死讯夹杂在一大堆数字垃圾之间——有人“赞”了一间刚去住过的酒店，有人发了一条猫耍杂技的Youtube视频链接。与其说是网络这种媒介造成了人与人的疏离，倒不如说它来源于我们对网络的过高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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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似乎赋予了设备拥有超越自然的能力，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在需要远离的时候创造距离，在需要亲近的时候拉近距离。正如专栏作家弗兰克·布鲁尼（Frank Bruni）这样解释他和自己的长期爱侣为什么不生活在一起：因为他们不需要，他们可以在互联网上相会。“这是我们这个年代的怪事：分离其实是新重逢，因为此时的孤身一人，已经不再是彼时的孤身一人。除了电话，我们还能通过Skype、电子邮件、短信和色情短信，书写我们自己的电子版《爱经》。”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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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搞错，我也像其他人一样喜欢阅读“朋友”分享的奇怪文章，就算网站提醒我已经读过它了，就算这位所谓的“朋友”在街上跟我擦身而过也认不出我来。但是，社交网站无法除去杂芜，也不能太强调感情。它既不是新闻报纸，也不是公用电话线。你可以在社交网络上读到一个人在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那个周末是怎么度过的；也可以看到某个人赢了奖，然后给她点个“赞”。但在大部分时间里，你看不到她的缺点，看不到她人性化的一面。你可能跟她交情深厚，你可能对她十分了解；但在她的妹妹去世时，你们两个也可能变成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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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效应：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 “Facebook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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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青少年对电子屏幕的热爱中，也隐藏着一些好消息。这多少能让人感到些许宽慰。在电子产品的帮助下，拥有众多朋友的孩子可以跟所有人保持密切的联系。一种互动可以促进另一种互动，虽然这个结论完全颠覆了专家们最初的设想。在20世纪90年代末，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克劳斯（Robert Kraus）和他的同事向93个匹兹堡家庭发放了个人电脑。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们对这些家庭中所有10岁以上的人进行了追踪调查，一丝不苟地记录下了他们的活动和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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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发现，在有了电脑之后，虚拟体验代替了真实的体验，电脑也因而减少了青少年们进行面对面社交接触的时间。青少年在互联网上花的时间越多，他们参与社交活动的机会就越少，他们就会感到越孤独。22 在项目开始之前，研究者已经检测了被试的情绪状况，所以他们有理由认为，电脑和孤独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机器并没有让青少年感觉自己和他人声息相通，反而会加深他们的孤立感。这与研究者原本的期望截然相反，所以他们把这个现象称为“互联网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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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这样的共识又变了。现在我们可以这样总结：互联网对孩子的社交生活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取决于登录者是何许人也。个人性格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性格外向的青少年会把他们的移动设备当作自己的社会资本。他们会常联系自己认识的人，给他们发很多照片，“戳”他们的主页，和他们分享笑话。这能帮助他们增进亲密感，巩固自己的社交圈子。23 在拥有众多朋友的幸运儿看来，实时信息和电子邮件跟面对面的互动完全没有干扰，反而能相互促进。如果一种互动方式的频率上升了，另一种也会随之而起。换句话说，无线通信可以让性格外向、适应良好的青少年变得更加外向，让社交生活丰富的人拥有更加丰富的社交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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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性格比较羞怯的孩子又会如何？社交生活贫乏的人是否也能通过网络来丰富自己的社交生活？互联网允许害羞的孩子分享自己的信息，而不必看着他人的眼睛、解读他人的肢体语言、担心他人的反应。青少年男孩们太喜欢这一点了——总体而言，他们比女孩更不善于面对面表达自己的情感。而分享本来就是女孩们创建友情的前提，所以对于很多女孩来说，互联网这种媒介也是个不错的选择。24 在网络上，你不仅看不到他人的表情，机器的局限还创造出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这界限有时候确实让人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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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古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笔下的那对年轻爱侣皮拉摩斯和提斯柏吧。他们从小生活在两栋紧邻的房子里，只隔了一面墙壁。两大家族不允许他们结婚，所以他们只能透过墙上的裂缝倾诉衷肠。这条狭窄的缝隙，成了他们唯一的交流之所。“越是遮蔽火焰，它燃烧得越是炽烈。”古典学者伊迪丝·汉密尔顿（Edith Hamilton）这样评说墙壁带来的爱情张力。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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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没有面对面的接触，社交生活贫乏的人就会更缺少社交生活。在网上跟陌生人互动的青少年，比借助电子设备跟认识的人保持联系的孩子更加孤独。而最有可能跟陌生人打交道的，又恰恰是那些心里感到不快的孩子。26 权威人士把这种现象称为“Facebook抑郁症”。如果青少年在上网之前就感到自己被别人疏远了——这种情绪会促使很多人转向网络世界寻求连接感，而又试图在互联网这个以匿名为主的世界里与他人创建联系，那么他们的疏离感就会被进一步放大，他们也会变得比之前更加消沉。本来就存在心理问题的孩子，更有可能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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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村落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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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以色列的研究证明，当有学习障碍的孩子——他们常会感到自己像是圈外人，用互联网和他们的“虚拟好友”联系时，他们会感到自己与他人更加疏远。在互联网上寻找爱情和社会连接的孤独青少年（相较于利用网络搜索信息或者淘宝的青少年）会变得比之前更加孤独。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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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儿童的父母可能会说，虽然他们的孩子很不安分，但是在他们看电视或者玩电子游戏时，他们往往能安静下来。尽管这并不能像很多人期望的那样，证明医生的诊断是错的，但它确实可以说明某些问题。他们对电子屏幕的痴迷，反映出了数字媒体的不断创新和难以预测的奖励机制，会让儿童大脑中的多巴胺明显激增，令人感觉更加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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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常常会鲁莽行事，从不停下来考虑结果。他们常常会因为冲动“干傻事”而受到同龄人的冷落。对于他们来说，在互联网的世界里创建虚拟的友谊，远比跟同龄人打交道容易多了。28 正如佩莉·克拉布斯所言：“这些孩子的大脑需要神经化学奖励，他们很需要找到一种能提供这类奖励机制的活动。因此，有社交问题的孩子会花更多时间独自面对屏幕。”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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