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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内向型的人大约只占总人口的25%,而且科学研究的证据显示,他们也需要面对面的接触才能过上健康、快乐的生活。虽然凯恩认为,内向型的人可以不选择群居的生活,但是证据却告诉我们,如果内向型的人独自蜷缩在自己的角落里,他们就更有可能死于癌症,也更容易患上感冒。比如,表达性的社交活动——跟别人谈论自己的内心世界(这恰恰就是内向型的人经常回避的活动)跟癌症患者的生存时间有着莫大的联系。而全部由内向型的人组成的同质性社交群体,往往更容易感染病毒。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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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为人,内向型的人也同样需要他人。或许他们觉得创建和维护人际关系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他们也可以考虑在参加社交活动的过程中悄悄熘走。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认识的一个内向型的人更喜欢大型的聚会,而不是小型的聚会。鲍勃·费恩之所以选择在普莱森特希尔买下一栋别墅,也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内向型的人。“之前有人(给合作居住社区的居民)做过一些人格测试,”他告诉我,“结果发现我们绝大多数都是内向型的人。外向型的人在哪里都可以交朋友,但是内向型的人就需要社区的帮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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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就算我们都需要面对面的接触,每个人的社交需求也不可能完全一样。性格内向的人需要找到自己的办法来控制社交接触的时间、地点和长度。大学的管理者应该知道这一点。他们应该给内向型的学生留出足够多的单人宿舍,而不是一厢情愿地认为每个学生都希望有一个陌生人随时待在自己的旁边。(这样一来,不仅照顾了内向型的人,也照顾了他们的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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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人会说,他们觉得自己更善于驾驭线上的虚拟世界,而不是线下的真实世界。14 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人更是如此。通过眼神接触和社交环境来推断他人的内心状态,并不是他们的强项。对于他们来说,社交互动就变成了一个危机四伏的雷区。电子的交流方式更好预测,也更好控制,所以很多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人更喜欢表情符号、社交媒体和网络游戏,远胜于他们往往无法把握的面对面互动。事实也证明,电子技术给予了他们莫大的便利,给他们提供了难得的消遣、才智的出口和全新的治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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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们仍然需要面对一个问题:屏幕活动是否能削弱社交缺陷带来的孤独感?又或者它减少了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反而进一步增强了社交孤立的感觉?虽然这方面还没有充足的证据,但是美国心理学家迈卡·玛祖卡(Micah Mazurek)领导的研究告诉我们,在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成年人中,经常浏览社交网站的人更有可能在网络上创建新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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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祖卡的一个研究被试在被问及为何使用社交网站时这样答道:“我可以在跟其他人保持联系的同时也保持一定的距离。”另一个人写道:“我可以用一种我觉得舒服的方式跟其他人交流,投入的情感有限,也没有愚蠢的寒暄。”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成年人,不需要理解他人的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就可以在网络上认识新的朋友。但问题是,使用社交媒体并不能帮助他们创建线下的友谊,网络社交活动也不能减轻他们的孤独感。只有面对面的关系才能实现这些目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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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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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需要亲密的人际接触。不过,面对面接触和屏幕交流的比例会因人而异,就如同你会根据自己的胃口来调节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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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加拿大魁北克省的高中辍学率位居全国之冠——事实上,在所有的工业化社会里,魁北克的辍学率也首屈一指。在这里,有将近40%的青少年男孩没有完成高中学业(加拿大全国高中男孩的平均辍学率接近10%,而经合组织的高中男孩平均辍学率是20%)。16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法语词来描述这种现象:“décrochage”,它的字面意思就是“学业脱节”。辍学问题的政治影响实在太大了。在2012学年结束时,魁北克省教育厅厅长甚至公然表示,政府不应该对外公开本省250多所高中的毕业率。“如果我们公开了数据,人们就会发现很多学校的辍学率达到了100%。”琳·博尚(Line Beauchamp)告诉新闻媒体,“这会给学生的自尊心和学校员工的士气带来巨大的打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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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高中毕业文凭,很多辍学的青少年和他们未来的孩子都只能一辈子过着贫困的生活。而且我们在第5章中也谈到过,教育的欠缺会对他们的健康和认知能力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政府官员不但没有干预事态的发展,反而试图掩盖学业脱节的丑闻。当然,辍学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过,如果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工作者认识到了面对面接触的价值,并且能够把我们现有的知识应用于日常的实践,或许会对这些处于弱势的孩子产生远比现在更大的影响。一个相当简单的举措——尝试跟有困难的学生创建情感联系,就有可能帮助受挫的16岁青少年解决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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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多伦多市的4位退休教师和指导顾问做到了这一点,只动用了1.2万美元的省政府拨款。他们舍弃了一般的行政做法——发电子邮件,拨打自动语音电话,而是花了整整两周时间,给每个在学年末离开学校之后没有重新注册的学生打电话。有时候一遍还不够,还会打第二遍。他们不接受语音留言,他们想和学生本人直接对话,找到是哪里出了问题,然后想办法帮他们解决。这种没什么科技含量的办法,让1 800个本来打算辍学的学生中的864人重新回到了学校——成功率几乎达到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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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维亚·杰克逊(Davia Jackson)就是其中的一员。在她读十一年级的时候,她的父母搬家了。她不想在高中的最后一年换学校,但是当她尝试去原来的学校注册时,她发现自己陷入了官僚主义的怪圈,怎么也搞不明白应该怎么做。正当她打算放弃的时候,她接到了他们的电话。“一个电话就改变了一切,”她说,“就在我陷入绝望的时候,它给了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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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学生阿什丽有学习障碍,还有听力问题。她因为少了一个学分,结果在高中的最后一年毕不了业。在她已经放弃时,她接到了一位退休教师打来的电话,劝她回到学校。她惊奇地发现竟然有人注意到了她。“我已经离开学校快两个月了,所以我感到很吃惊。”她说,“我第一次知道有人真的关心我。”他们帮助她注册了夜校,取得了最后一个学分。她在几个月后顺利地毕业了。又过了几个月,她进入了一所社区大学,开始修读公共关系专业。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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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很难相信,一个如此简单的干预措施就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果。社交接触就好比疫苗,只要一小点儿就能带来莫大的帮助——不管是抵御疾病的侵袭,还是防止你错失机遇。同时,它们还能帮政府节省健康和社会服务方面的开支。项目主管克里斯托弗·尤西(Christopher Usih)说:“我们接近他们,告诉他们,我们想你了,快回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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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世界,男孩更有可能辍学;而在其他地方,辍学的更有可能是女孩。 虽然联合国希望能在2015年以前普及初等教育,但在我写到这里的时候,2013年已经开始好几个月了,世界上仍有超过9 300万名儿童无学可上,其中大多数都是发展中世界的女孩。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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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她们所在的地区有学校,但有时学校离家太远了,父母觉得上学路上不安全。还有的父母希望女孩留在家里帮忙干家务活。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南亚,女童失学的原因还有很多,比如很多人都质疑教育的意义和结果。巴基斯坦的15岁少女马拉拉·尤萨夫扎伊(Malala Yousafzai)是一个为女童争取教育权利的社会活动家,她在2012年被塔利班分子射穿了头部。这一切似乎都让教育普及成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马拉拉的康复和不屈不挠的抗争虽然得到了国际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但却无法改变残酷的事实:巴基斯坦的失学儿童数量位居世界第二,达到了5 000万之众。它是世界上文盲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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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6章谈到的笔记本电脑计划,也不能解决教育普及的问题。但是,教师和学生的距离或许是最管用的因素。距离不但能影响总体的入学率,还能影响女孩的学业。在阿富汗西北部的古尔省,只有28%的儿童住在学校周边5公里的范围内。或许正因如此,该地区2/3的儿童都没有去上学。在2012年的一项研究中,两位美国经济学家戴娜·伯蒂(Dana Burde)和利·林登(Leigh Linden)调查了建在村子里的小型学校的效果。2008年,古尔省随机选择了31个乡村,在其中的13个村子里修建了学校,让另外18个村子里的学生按照过去的做法去地区学校上学。(去地区学校上学的儿童占了全部学生的95%。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地区学校因为规模较大、资源丰富,所以可以提供更好的教育。)在一学年过去之后,研究者比较了将近1 500名儿童的入学率和学习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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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发现,家门口的乡村学校跟距离遥远的地区学校相比,能让女童的入学率提高52%,让她们的学习成绩增加1.3个标准差。乡村学校可以惠及所有的学生(男童的入学率提升了34%),不过它们最有助于提升女孩的入学率和学习能力。伯蒂和林登写道,在物理上接近学校和老师“几乎消除了男童和女童的就学差异,而且在短短一年中就把他们的考试成绩差距缩小了1/3”。20 学生和教师的地理距离每减少1.5公里,学生的入学率就能提升16%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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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村落效应的一个明证——物理上的接近有改变人生的力量。还有一个例子是我在第6章提到的互动式阅读计划,它能帮助低收入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学业失败的风险极高)养成跟幼儿一边看书、一边对话的习惯。跟父母进行频繁的亲密接触,确实可以提升孩子日后的语言能力和阅读能力。21 事实上,对于贫困家庭的儿童来说,面对面交流和互动式阅读计划对语言和学习能力的影响,达到了笔记本电脑计划的两倍以上。另外,其他研究也发现,跟训练有素的教师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只需要一年的时间,就会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产生巨大的影响,迄今为止的任何笔记本电脑计划都难以望其项背。22 如果政策制定者希望用更明智的方法利用有限的资源,那么投资于家长和教师的培训计划,显然远远好过投资于昂贵的——而且很容易过时的课堂技术。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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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市场上有很多出色的教育软件,训练有素的教师知道怎么利用它们来帮助学生取得学业上的进步,不过大多数教育软件都只能单独训练某一项能力。24 但是,力量最弱、最需要帮助的儿童——主要是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有注意力缺陷障碍的儿童,还有性格冲动的男孩要想取得进步,他们更需要培养的是自我约束力,也就是心理学家所谓的“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制订计划、记忆关键信息和灵活思考的能力。同时,他们也需要抑制自己的冲动。既然如此,我们又该如何帮助这些学龄前儿童掌握这样的能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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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加拿大心理学家阿黛尔·戴蒙德(Adele Diamond)和凯瑟琳·李(Kathleen Lee)最近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综述分析,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她们发现,就算是最好的电脑项目——它会随着儿童能力的提升逐渐增加难度,也只能一次训练一种技能,而且这项技能还不能很好地应用于其他领域。换句话说,训练儿童短期记忆的电脑项目,不能帮助他们完成其他的任务,就连需要记忆能力的任务也不行。训练某种非语言能力的电脑项目,只能提升儿童完成那一类任务的能力,对于其他任务就无能为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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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两位作者指出的:“训练推理能力的项目不能提升速度,训练速度的项目不能增强推理能力。”但是他们也发现,同时包含了良好的师生互动和有氧运动的训练项目,比如音乐课、武术训练和冥想练习,可以帮助学龄前儿童提升各项执行功能。25 就算没有价值不菲的电子设备,儿童也能学会制订计划、排队等候、控制情绪、解决问题、抑制自己的冲动——只要他们的教师接受了有科学根据的培训,得到了应有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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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少数几位政府领导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巴拉克·奥巴马就是其中一位。“对优秀教师的需求,理应得到特别的重视。”他在《无畏的希望》(The Audacity of Hope )中谈到了美国的教育系统,“最近的研究发现,决定学生成绩的最重要因素既不是他的肤色,也不是他的出身,而是他们的老师是谁。”26 在他写下这段话之后至少又过去了5年,科学家才发现了某些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面对面互动的影响。不过,奥巴马确实说到了点子上。科学家在2011年发表了一项涵盖了250万名美国儿童的研究,研究指出,如果学生遇到了一位伟大的(而不是平均水平的)教师,仅仅一年之后,他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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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可能考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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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可能考上优秀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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