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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可能成为少女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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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之后挣的钱更多（一生的收入平均比其他人多25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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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之后的居住条件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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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可能为退休生活攒下一笔钱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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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这些结果中看到了什么？是特权阶级的父母会为孩子选择师资更优秀的学校吗？（研究者掌握了纳税申报数据，所以可以排除掉家庭收入的影响。）不，我们真正应该看到的是，我们过去一直低估了社交互动的力量。一位伟大的教师可以改变孩子的未来。 “对于生活贫困的孩子来说尤其如此，但是他们往往只能接触到最差劲的教师。这应该算得上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权丑闻。”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在自己的专栏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富有洞见的教师改变了一个孩子的未来。奥利·尼尔（Olly Neal）本来是“一个贫穷的黑人孩子，脾气也不太好”，但是他后来却当上了美国上诉法院的法官。他的老师米尔德丽德·格雷迪（Mildred Grady）有一次发现，言谈粗鲁的16岁少年尼尔从学校的图书馆里偷了一本封面恶俗的书。从那以后，她自己掏钱买了很多那个作者的小说，让尼尔随时都能在书架上找到一本自己没看过的书，秘密地帮助尼尔养成了日后维持一生的阅读习惯。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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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们没有给予他们应得的报酬，或许我们没有像尊重互联网巨头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那样尊重他们，但是一位有教育天赋的教师可以把冥顽不化的学生变成爱读书的人，一位出类拔萃的教师可以让任何一个班级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得到显著的提升。既然如此，我们对教师“湿件”[69] 的投资，至少应该相当于我们对软件和硬件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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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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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龄前儿童和幼儿的教育重点是家长-儿童互动、师生互动和同伴互动。面对面教学结合网络工具的教育方法，更适合年龄较大的孩子和青少年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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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特别提到奥利·尼尔的故事，是因为遇到一位关心你的、优秀的教师，接受她的教导，可能很快就会成为过去式，特别是对于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更是如此。在北美洲和欧洲，中产阶级和工薪阶级儿童之间的机会鸿沟正变得越来越大。家境富裕的孩子跟不那么富裕的孩子相比，拥有多得多的社会经济学家罗伯特·普特南所谓的“《晚安，月亮》时间”。具体来说就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父母在孩子身上投入的时间、精力和金钱，4倍于20世纪70年代他们自己的父母。但是，只有高中教育水平、一般来说经济也更为拮据的父母给予孩子的资源和关注，相较于自己的父母几乎没有任何提升。在三四十年前，亲子活动和父母关注带来的差异还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到了现在，贫富阶级在阅读和数学测试分数上的差距大约增加了4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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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虚拟教育的成本低于培养优秀的教师，恐怕数字化教室的浪潮会进一步加剧阶级分化的现象。不管是在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还是在乌干达的波特尔堡，学校的笔记本电脑计划、虚拟课堂和大规模网络公开课常常被视为弱势群体和底层学生的“神奇子弹”。大规模网络公开课受到的关注更是持续飙升。制作精良的虚拟课程吸引了无数人前来注册，部分课程的注册学生甚至达到了数十万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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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村落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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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缺乏人际接触的教育形式，大规模网络公开课的现实给支持者泼了一头冷水。平均来说，90%的学生都在中途退出了，只有3%的学生表示自己对修读的大规模网络公开课感到满意。没有课表，没有教室，没有机会向老师提问题，也没有机会得到教师的鼓励或者针对个人的评价。这时候，生活贫困、缺乏经验、被剥夺了教育权利的学生——他们恰恰是很多大规模网络公开课的倡议者们争取的目标，最有可能碰到困难，最后一个接一个走掉。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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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本来就拥有丰富教育资源的家长和学生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更愿意支付一笔价格不菲的学费，在小教室里跟训练有素的教师进行真正的人际接触。他们的教师会积极地指导学生进行课堂讨论，对每个学生进行个人化的指导，让学生有机会亲自动手，在实践中学习新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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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过去也有很多人为了防止自己的孩子掉下社会流动的阶梯而投资于新出现的工具，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真正的新闻是，过去很多免费的东西——比如课堂上的人际接触如今都要收钱了。根据《赫芬顿邮报》的报道，有些国家的父母如果希望幼儿园老师拥抱自己的孩子，他们每个月都需要向幼儿园多付一笔钱。在北美洲，很多有权利选择的父母都选择出高价增加课堂教学的比例，减少课堂技术的比例。易趣网首席技术官艾伦·伊格尔（Alan Eagle）说：“iPad上的应用程序更善于指导我的孩子学习阅读和做算术题？这实在是太荒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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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尔的感慨不无道理，他的意见也得到了很多受过良好教育、拥有一份好工作的父母的回应——特别是在硅谷。如果你能负担得起良好的教育条件，你凭什么要把孩子的教育大业托付给一个计算机操作系统？伊格尔还说，现在的电子技能都太基础了，“就像学习使用牙刷一样简单”。他把自己的所有孩子都送去了一所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华德福学校（每个孩子一年的学费高达2万美元）。“我们把技术变得越来越简单了，甚至都不需要动一动脑子就能上手操作。孩子们长大以后没有理由学不会。”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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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不是我们对数字革命的期许。技术不仅应该是对所有人都免费开放的东西，还应该是一个伟大的均衡器。但是，仅仅给予边缘化的儿童一台联网的计算机，只能进一步加大富裕儿童和贫困儿童之间的学业差距。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经济学家雅各布·维格多和海伦·拉德追踪了100万名来自弱势家庭的美国学生，观察他们在得到联网计算机前后的变化，结果发现：“在五至八年级时接触到家用电脑的学生，阅读和数学测试的成绩更有可能出现持续下滑。”32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到底是因为什么。或许因为他们在家里不会受到父母的监督——贫困或者单亲家庭的父母往往需要长时间工作，所以孩子在家时也会像他们在学校参加笔记本电脑计划时一样，用电子设备打游戏、聊天，或者下载电影和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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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尽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父母没有什么钱，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只能把孩子托付给虚拟的课堂，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除了极高的流失率以外，我们还看到了虚拟教学的另一个黑暗面。正如教育学研究者马克·沃沙尔在《云上学习》（Learning in the Cloud ）中指出的那样，学校之所以会引进虚拟课堂，往往是因为预算的缘故，而不是因为他们有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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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罗里达州，有针对性的虚拟教育确实带来了一定的好处……但是同样在这里，虚拟教学的黑暗面也暴露无遗。迈阿密-戴德县的学生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修读没有教师指导的在线课程。当学生去上课时，他们会被一名“督导者”指派到一台电脑前。学校引进这个新系统的目的，并不是提高教学质量，而是省钱，因为佛罗里达州的虚拟课堂跟有教师指导的课堂不一样，没有班级人数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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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一位学校管理者向《纽约时报》承认，就算学生难以接受这种教学方式，强制的虚拟教学仍然必不可少，因为“没了它，我们就没办法满足班级大小的需求”。一位家长说，当她发现自己的女儿被安排去上虚拟的而不是真正的西班牙语课时，她的“下巴都掉下来了”……一个女孩代表35～40名被迫修读无教师课程的学生说：“他们没有一个想去上课。”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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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里达州的公共教育开支是全国最低的。但是，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证明了面对面互动在教育，特别是早期学习中的必要性。限制孩子和教师的互动，是一个令人胆寒的“进步”。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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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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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际互动搬到了数字平台上，教育、医疗和儿童看护中的面对面接触也变成了一种奢侈的商品。但是，面对面的接触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理应开放给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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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现在改变还不算太晚。很多更难以改变的社会风潮都被成功地逆转了——通常是在女性的帮助下。比如说，在20世纪之初，99%出生在北京以南某地的女孩还需要裹脚。但是到了1919年，这里就再也没有女孩裹脚了。哲学家奎迈·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在《荣誉法则》（The Honor Code ）中写道：“反对裹脚的思潮并没有立刻起效。但是当它扎下了根，这个有1 000年历史的陋习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完全消失了。”35 之前也有人曾经尝试废除这个传统，但都以失败告终。为什么这个约束身心的陋习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消失无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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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女性的社交纽带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1875年，一位英国牧师召集了一群厦门的妇女，请她们签署一份抗议裹脚的请愿书。一开始，只有9个人点头同意。后来这9个人又联系了数百人，最终成立了“戒缠足会”，发展了数万会员。用阿皮亚的话说，要改变这个历来都被视为正常的积习，需要好几个催化剂：煽动民众反对缠足的新教牧师，大声疾呼于民间、认为缠足的习俗荒唐至极的著名知识分子，第一批留学海外之后回到国内的中国女性——她们在国外意识到了跛行女性的痛苦；但或许最重要的是，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类似于戒缠足会的组织，女性成员纷纷宣誓，不但不给她们的女儿缠足，而且也不允许她们的儿子娶缠足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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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女性还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势力，但是在她们的帮助下，社会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她们的努力大多都隐藏在幕后，通过社会传染和同伴压力散播开来。类似的女性影响也出现在了妇女领导禁酒运动的时候，直至今日，我们仍然能不断看到女性推动社会变化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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