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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 塔斯基吉梅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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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梅毒在美国南方农村的黑人男性中相当普遍，而这些人几乎没有什么医疗资源。美国公共卫生署（Public Health Service）从穷苦的黑人雇农中招募了399位梅毒患者和201位没有感染梅毒的人，观察在不接受治疗的情况下，梅毒病情会如何发展。从1943年开始，青霉素已被用来治疗梅毒，但该研究的实验对象却没有获得应有的治疗。美国公共卫生署甚至还阻止他们接受任何治疗，直到20世纪70年代消息走漏，研究被迫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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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斯基吉梅毒研究是实验人员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实验对象利益的一个极端的例子。1996年的一篇评论说：“它反映了医学界的种族歧视，人类研究中的道德瑕疵，医生的父权心态，以及政府对弱势群体滥用职权。”1997年，克林顿总统在白宫向幸存的实验对象正式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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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斯基吉研究事件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有许多黑人因为不信任实验人员而不愿参与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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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中的争议】骨髓移植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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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指出以人作为实验对象的研究，尤其是临床试验，会遇到什么样的伦理问题。但是，如果不做实验，也会造成一些问题。比如，乳腺癌晚期女性患者迟早会面临死亡，但此时出现了一种似乎有效但未经临床试验的疗法。我们现在就给患者试用这种新疗法，还是等到经临床试验证明有效之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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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很有希望的疗法是“骨髓移植”（bone marrow transplant，BMT）：先储存患者的骨髓细胞，然后用大剂量的药杀死癌细胞，再把储存的骨髓细胞放回患者体内，从而避免好细胞和癌细胞同时被杀死。越来越多的人采用BMT，即便这是一种非常痛苦、昂贵又危险的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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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有经过临床试验证明有效的抗癌药，但是BMT这类疗法并没有被禁止。在一些小型且没有控制组的BMT临床试验似乎取得了成功之后，BMT就被广泛使用了。医学上的经济效应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最早提供BMT疗法的是一些营利性医院，他们发布很多广告来吸引病人，其他医疗机构也很快跟进。《纽约时报》报道称：“每一家提供这种疗法的机构，都使用了不同的广告词。有些强调机构的声望，有些强调地理位置的便利，有些则强调对病人的细心照顾……”这项疗法对医院和医生而言，利润都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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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应该等到大型且有控制组的临床试验证明这种疗法有效再给病人使用，还是现在就给病人使用？你怎么看？应该考虑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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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 应不应该使用安慰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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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正在测试一种新药的疗效。如果现在已经有一种有效的药，给控制组服用安慰剂是否合乎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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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方：安慰剂可以为新药的有效性提供比较的基准。一共有三种处理方式：新药、现有的药、安慰剂。每一个临床试验都有点儿不同，每种处理方式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一定都有效。用安慰剂当控制条件可以帮我们检视研究是否存在瑕疵，以至于现有的药的疗效连安慰剂都比不上。有时，安慰剂会胜出，此时就有必要怀疑现有药剂的效用，因此，应该使用安慰剂。除非在性命攸关的情况下，否则用安慰剂当控制条件是合乎伦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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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方：故意给病人进行较差的治疗是不道德的。我们不知道新药是不是比现有的药疗效好，所以把两种药都给病人服用，以期找出答案，这是道德的。但是，如果过去的临床试验证明现有的药的疗效好过安慰剂，就不应该再给病人服用安慰剂。毕竟，现有的药已经包含了安慰剂效应。只在现有的药未经过适当的临床试验的检验、疗效不理想或者有危险性的情况下，给患者服用安慰剂才是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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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6 安慰剂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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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双盲和用安慰剂充当控制条件的临床试验，是评估一个新疗法的黄金标准。”《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在一篇讨论帕金森氏症的治疗方法的文章中如是说。这篇文章讨论的并不是一种新疗法为减少这种疾病引发的颤抖等症状带来了希望，而是其临床试验的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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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定新药品必须经过良好设计的实验证明其有效和安全之后方可投入使用，但对手术并不是这样要求的——仅有约7%的手术疗法经过了随机比较实验的检验。手术医生认为自己做的手术是成功的，而创新者认为自己的创新是可行的。即便对患者有帮助，安慰剂效应仍居功至伟。所以我们不知道是否很多普通手术也值得冒这种风险。为了得到答案，需要做一个适当的实验，其中包括一个作为安慰剂的“假手术”。在帕金森氏症的例子里，处理方式中包括植入新细胞。安慰剂组的实验对象也做了同样的手术，但不植入新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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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剂是有作用的。接受假手术的许多患者症状有所改善，当越来越多的医生认清这个事实后，他们问：“如果我们在药品临床试验中可以使用安慰剂，为什么不可以在手术临床试验中也使用安慰剂呢？”这是一个充满争议性的问题，赞成方和反对方的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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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方：大部分的手术并没有经过比较实验的检验，其中有一些无疑只是安慰剂。然而跟安慰剂药品不一样，安慰剂手术存在一定的风险。把真的手术和安慰剂手术做比较，可以免除数以千计不必要的手术，挽救许多性命。事实上，安慰剂手术也可以做得很安全。比如，给安慰剂组的病人服用一种安全的药，让他们不记得手术过程，而不必真的给他们进行高风险性的麻醉。实验对象曾被告知他们参与的是一项有安慰剂控制组的临床试验，他们仍同意参加。只要安慰剂组的风险很小，病人知情且同意，安慰剂手术就是合乎伦理的（除了在性命攸关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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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方：安慰剂手术和安慰剂药品不一样，总是存在一些风险。前文中说过的“实验对象的利益永远第一”。除非这些实验对象能立即获得某些好处，否则即使未来有很大的好处，也不足以成为让实验对象冒险的充分理由。我们可以给病人服用安慰剂药品，因为安慰剂的确有效，而且没有风险。但因为手术有风险，所以没有医生会把它当作一般疗法。如果我们在医疗实践中不会这么做，把它用在临床试验上就是不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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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和社会科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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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从医疗实验转到行为和社会科学实验时，实验对象面临的直接风险降低了，但他们可能获得的利益也减少了。比如，我们来看看心理学家为研究人类行为所做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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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在研究紧张情绪产生的影响。现在，你过去拿着我的助手手上的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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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7 别侵犯我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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