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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正在测试一种新药的疗效。如果现在已经有一种有效的药，给控制组服用安慰剂是否合乎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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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方：安慰剂可以为新药的有效性提供比较的基准。一共有三种处理方式：新药、现有的药、安慰剂。每一个临床试验都有点儿不同，每种处理方式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一定都有效。用安慰剂当控制条件可以帮我们检视研究是否存在瑕疵，以至于现有的药的疗效连安慰剂都比不上。有时，安慰剂会胜出，此时就有必要怀疑现有药剂的效用，因此，应该使用安慰剂。除非在性命攸关的情况下，否则用安慰剂当控制条件是合乎伦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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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方：故意给病人进行较差的治疗是不道德的。我们不知道新药是不是比现有的药疗效好，所以把两种药都给病人服用，以期找出答案，这是道德的。但是，如果过去的临床试验证明现有的药的疗效好过安慰剂，就不应该再给病人服用安慰剂。毕竟，现有的药已经包含了安慰剂效应。只在现有的药未经过适当的临床试验的检验、疗效不理想或者有危险性的情况下，给患者服用安慰剂才是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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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6 安慰剂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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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双盲和用安慰剂充当控制条件的临床试验，是评估一个新疗法的黄金标准。”《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在一篇讨论帕金森氏症的治疗方法的文章中如是说。这篇文章讨论的并不是一种新疗法为减少这种疾病引发的颤抖等症状带来了希望，而是其临床试验的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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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定新药品必须经过良好设计的实验证明其有效和安全之后方可投入使用，但对手术并不是这样要求的——仅有约7%的手术疗法经过了随机比较实验的检验。手术医生认为自己做的手术是成功的，而创新者认为自己的创新是可行的。即便对患者有帮助，安慰剂效应仍居功至伟。所以我们不知道是否很多普通手术也值得冒这种风险。为了得到答案，需要做一个适当的实验，其中包括一个作为安慰剂的“假手术”。在帕金森氏症的例子里，处理方式中包括植入新细胞。安慰剂组的实验对象也做了同样的手术，但不植入新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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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剂是有作用的。接受假手术的许多患者症状有所改善，当越来越多的医生认清这个事实后，他们问：“如果我们在药品临床试验中可以使用安慰剂，为什么不可以在手术临床试验中也使用安慰剂呢？”这是一个充满争议性的问题，赞成方和反对方的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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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方：大部分的手术并没有经过比较实验的检验，其中有一些无疑只是安慰剂。然而跟安慰剂药品不一样，安慰剂手术存在一定的风险。把真的手术和安慰剂手术做比较，可以免除数以千计不必要的手术，挽救许多性命。事实上，安慰剂手术也可以做得很安全。比如，给安慰剂组的病人服用一种安全的药，让他们不记得手术过程，而不必真的给他们进行高风险性的麻醉。实验对象曾被告知他们参与的是一项有安慰剂控制组的临床试验，他们仍同意参加。只要安慰剂组的风险很小，病人知情且同意，安慰剂手术就是合乎伦理的（除了在性命攸关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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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方：安慰剂手术和安慰剂药品不一样，总是存在一些风险。前文中说过的“实验对象的利益永远第一”。除非这些实验对象能立即获得某些好处，否则即使未来有很大的好处，也不足以成为让实验对象冒险的充分理由。我们可以给病人服用安慰剂药品，因为安慰剂的确有效，而且没有风险。但因为手术有风险，所以没有医生会把它当作一般疗法。如果我们在医疗实践中不会这么做，把它用在临床试验上就是不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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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和社会科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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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从医疗实验转到行为和社会科学实验时，实验对象面临的直接风险降低了，但他们可能获得的利益也减少了。比如，我们来看看心理学家为研究人类行为所做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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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在研究紧张情绪产生的影响。现在，你过去拿着我的助手手上的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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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7 别侵犯我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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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观察到，每个人都有一个“个人空间”，当别人闯进来的时候会不高兴。走进咖啡店，如果还有空桌，我们就不喜欢和陌生人同坐一桌，人们在电梯里也会尽量站得离他人远一点儿。美国人比大部分其他文化的人，需要的个人空间更大。当个人空间被侵犯时，人的身体和心情是否都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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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人员在一个男公厕内动了点儿手脚，他们把其中几个小便池封住，使得走进去尿尿的人，要么用实验人员（处理组）旁边的小便池，要么用和实验对象相隔较远的小便池（控制组）。还有一位实验人员负责观察并度量实验对象过多久才开始尿尿以及尿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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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个人空间实验说明了研究人类行为的人，面临着怎样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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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对象没有受到伤害的风险，虽然他们一定不同意别人偷窥他们上厕所。当身体受伤害的概率很小时，研究应该保护实验对象的哪些方面？可能的情绪伤害，尊严受损，还是隐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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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情且同意又如何？例7中的实验对象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参与了一项实验。许多行为实验都必须隐瞒其真正的研究目的，因为如果事先知道调查人员在观察什么，实验对象的行为就会发生改变。实验对象同意参加实验，依据的是模糊的信息。只有在实验结束之后，他们才能知道全部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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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的“伦理原则”（ethical principle）要求，除非该项研究只是在公开场所观察人的行为，否则都要事先取得实验对象的同意。隐瞒只在对研究有必要时才可以，而且不可以隐瞒可能会影响实验对象参加意愿的信息，事后还要尽早向实验对象说明真相。个人空间实验（这是20世纪70年代做的）并不符合目前的伦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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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医学界和心理学界对于知情且同意原则的基本认知不同。下面的例子对于什么合乎伦理又有另外一种解释。实验对象既不知情，也没同意，他们甚至浑然不知有个实验正打算送他们去监狱过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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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8 家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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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接到家庭暴力案件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呢？在过去，通常的做法是要求施暴者离开家，整晚不准回去。因为受害者极少会提出诉讼，所以警察并不愿意逮捕施暴者。女权组织主张警察逮捕施暴者，即使受害者不提出诉讼，认为这样做有助于防止家庭暴力再度发生。有没有证据可以证明，逮捕会减少家庭暴力呢？实验就是要解答这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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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典型的家庭暴力实验要比较两种处理方式：逮捕并拘留施暴者，以及警告施暴者后就放了他。当警察到达家庭暴力案件的现场时，他们会先让双方冷静下来后再做处理。若使用凶器或威胁到受害者的生命安全，就必须被逮捕。若依情况可以逮捕，但不是必须逮捕，警官就会用无线电向总部请示。值班的人从文件夹中拿出最上面的信封，文件夹由统计学家事先准备好，信封里有处理方式，且信封的顺序是随机排列的。警察会根据信封里的内容，逮捕嫌犯或进行警告后放了他。之后，实验人员会查看警察的处理记录，并访问受害者，以了解有没有再遭遇家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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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实验结果似乎显示出，逮捕家庭暴力施暴者，会减少他们以后的暴力行为。由于有这样的证据，逮捕已经成为警察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一般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