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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百合子进入兰波咖啡馆工作的经历，根据她弟弟铃木修回忆，百合子想做文字类的工作，先是给作家当口述笔记员，后来去了昭森社。不知怎地，她没有坐在二楼逼仄的办公室，而是下到一楼，当起了女招待。原本那里就是《近代文学》《世代》同人聚集的所在，百合子很快成了兰波咖啡馆明星一般的存在，中青年文人们纷纷为了见她而去店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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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1946年的兰波咖啡馆，35岁的写作者武田泰淳遇见了比他小十三岁的百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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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讲一下泰淳的经历。1912年2月12日，东京本乡区一所净土宗寺院潮泉寺的住持大岛夫妻生下他们的第三个儿子（次子夭折）。父亲给儿子起名“觉”，又将其过继给终生独身的师父武田芳淳。武田觉从出生起，注定要继承衣钵成为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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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高中时，觉是个文学青年，尤其对中国文学兴趣浓厚。觉还是个左翼青年，因为发传单屡屡被捕，每回被捕，父亲都去看他，看守嘲笑他是“红色和尚”。他念了东京帝国大学中文系，和竹内好成为朋友。谢冰莹去到东京，觉与她互教日文和中文，此事导致他又一次被捕并退学，最终只在大学待了两个月。20岁那年，觉改名“泰淳”，进入增上寺的加行道场，获得僧侣资格。就像小贩的儿子要帮家里守摊，泰淳帮家里承担的事务包括给信众念经、拿布施、砍柴种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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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岁，泰淳以“狐塚牛太郎”为笔名，写了长篇《世界黑色阴谋物语》，没出版。翌年，他和竹内好等人一同创办了“中国文学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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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25岁的泰淳被征召入伍。他作为辎重兵辗转上海、杭州和武汉等地，在1939年退役。当一个左翼青年（而且还是热爱中国文学的左翼青年）被投入战场，其精神会遭遇怎样的挫折和重塑，战争又是如何让人犯下罪行——泰淳后来的小说《审判》（《批评》杂志，1947.4）可作为例证。小说通常被放在虚构的创作门类，不过泰淳与其同时代的创作者的小说大多源自个人经历，有种种蛛丝马迹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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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泰淳的作品开始呈现后来一贯的“诸行无常”的调性。1943年，他出了第一本书，《司马迁：史记的世界》，这本评论集更像是读史笔记。1944年6月，为了逃避二次应征入伍，泰淳到上海的“中日文化协会”工作。1946年4月，他随着战败撤退的人潮，搭船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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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两段中国经历构成了泰淳作为写作者的暗沉底色，与百合子的邂逅则给他带来不一样的光。两人相识之初，泰淳正经历一段如今很少有人提、当时在文坛内部人人皆知的四角恋爱，后来，他把看不到出口的窒闷感塞进了小说《爱的形式》（八云书店，1948），将恋爱对象化身作品的女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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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子没时间看很多书，也不知道泰淳在写小说，还以为他是个教中文的老师。泰淳总是请客，对她来说，他是那个带自己吃喝的人。如果他来的时候是晚上，她就让他付账，喝店里非法售卖的私酿烧酒；白天，要么选店里的巧克力芭菲（其实就是冰激淋上面放一块巧克力，用的巧克力仍是美军物资），要么选三省堂书店那边的“葬礼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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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姑娘对食物的爱透出近乎原始的生命力。百合子打动泰淳的，更多在于这种小动物般的天真直白。为了从四角恋爱的困局挣脱出去，泰淳接受了一份北海道的教职。在他离开前，1947年10月的一天，两人在街上闲走，百合子透露了一个重大的秘密。她说，自己的外公是铃木辩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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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起曾震动整个日本的事件。1919年（大正八年）6月6日，在新潟县的信浓川畔，有人发现了一只装满尸块的行李箱。很快警方查明，死者是横滨的进口米商人铃木辩藏，杀人者则是农商务省进口米部门的技师山田宪及其同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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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木辩藏死得凄惨，在当时，对于他的死，社会上普遍的看法是“有人为民除害”。大正时期，米商囤货导致米价暴涨，普通人的生活愈发艰难，富山县1918年还发生过米价导致的暴动。政府为解决这一问题，设立了进口米管理部，指定一些大商店以公定价格进行大米买卖。拥有政府指定的牌照，就等于有了赚钱的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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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时在米店当伙计的铃木辩藏是典型的暴发户。他靠倒卖大米和期货投资，迅速获取了巨额财富。山田宪在负责牌照的进口米部分工作，自然是铃木辩藏“公关”的对象。他先是带山田宪参与大米期货，导致其背了一身债，然后开始游说对方放出牌照。此时，山田宪找理由向铃木辩藏索要了五万日元的贿赂。无疑是一笔巨款。作为参照，夏目漱石发表于1906年的《哥儿》，主人公担任教职的工资是40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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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铃木辩藏试图要回那笔钱，反被杀害。山田宪在法庭上声称自己是对无良商人进行天诛，最终他被判死刑，两名共犯分别被判监禁十五年和一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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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从得知，百合子究竟出于怎样的心理向泰淳提起这件事。或许她是想挽留即将离开的泰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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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木家有不成文的共识，不要对外人提起家里长辈的事。其背景就在于大众对铃木的死缺乏同情。而且，百合子并非铃木的亲外孙女。百合子的父亲入赘铃木家，和妻子育有一双儿女。岳父和妻子去世后，他和第二任妻子生下四个孩子，分别是谦太郎，百合子，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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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淳在北海道没待多久就回来了。百合子讲述的故事一直萦绕于心，他想写关于铃木辩藏事件的小说。两人的关系逐渐稳固，他带百合子去了好友埴谷雄高夫妻家。埴谷雄高比泰淳大三岁，他在1931年加入日本共产党，其后被捕并坐牢。1946年，他与同伴创办《近代文学》，开始在该杂志连载《死灵》。这是一部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的思辨性作品，由于作者的肺结核病情加重，连载中断（进入70年代，埴谷雄高重开连载，直到他去世，仍未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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埴谷雄高早先在兰波咖啡馆就和百合子相熟，此番她作为泰淳女友出现，重新接触之下，他不仅意识到百合子的“有趣”，也感到泰淳作为作家的“深化”。靠收房租补贴生活的埴谷家相对富裕，泰淳他们在过年的时候去蹭饭，百合子一个人吃了一大碗小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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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0月的《玄想》杂志上，泰淳发表了《吃东西的女人》。兰波咖啡馆的客人们不难认出女主人公房子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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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隔了许久去到那间咖啡馆，刚在角落的位子落座，她立即鞠了个躬，过来点单。接着，她对账台那边的服务生说：“我也要一个甜甜圈。”玻璃柜台里，甜甜圈和巧克力等摆在一起。服务生夹了一个出来。这时，她继续面向我这边，用指尖捏着高级的甜甜圈，咬了一口。她在品味炸得透透的、沾满了砂糖粉、形状完美的甜甜圈。她吃得很香，我几乎能感觉到她的咀嚼感和舌尖上的汁液。仿佛在那个瞬间，在那间咖啡馆里，不，在这个世界上，只剩下她和甜甜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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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的形象凝缩在“吃”，到了1949年的《未来的淫女》（《别册文艺春秋》），泰淳笔下的女主人公显得更为立体。开篇第一句：“马屋光子对我来说是个有趣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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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女招待光子的生活被泰淳白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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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听取顾客点单，送去酒、咖啡、花生和柿种。她清出炉灰，添加泥炭。她在客人旁边稍坐，喝啤酒。和人猜拳赢了，对方拧住她的胳膊，浇她一头的酒。她用包袱布裹着瓶子，跑去买酒和肉。她严格按照账目，让顾客用全副家当付账（数学是她最喜欢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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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的光子经常叠穿两件外套。两件外套的口袋都被老鼠咬坏了，因为她常把吃剩的食物放在衣兜里。她的被子也破旧不堪，“无论在战场还是监狱，我都没见过那样让人发痒和难受的被子”。有一次她喝醉了上厕所，想把购物篮搁在厕所的窗台上，结果篮子掉了下去。她在满是污水形同小河沟的后巷里拼命摸索，最终也没能找到篮子。篮子里有中原中也的诗集，她手抄了中原其他诗的本子，还有基督教的《公教要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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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应该正是二十出头的百合子的形象，一个随身携带诗集的年轻女招待。当时，泰淳开始和百合子同居。说是同居，其实就是到百合子的住处留宿，有时他在天亮后回寺院（他父亲改任目黑长泉院住持）。百合子搬过好几次家，神保町、小川町、中野，泰淳在每一处来来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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