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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作品是一个作家最真实的自我”这样的理论，曹七巧凄厉惊悚的形象背后，细追究起来，也是年轻的张爱玲对于那个旧社会和那个旧家庭坚决的否定与厌恶（像巴金的《家》，不过《家》本身当然是比《金锁记》拙劣的小说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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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私语》中，张爱玲这样写父亲的房间：“……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像拜火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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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张爱玲用葛薇龙的眼睛，让她在看到自己姑妈的房子时产生如下的联想：“再回头看姑妈的家，依稀还见那黄地红边的窗棂，绿玻璃窗里映着海色。那巍巍的白房子，盖着绿色的琉璃瓦，很有点像古代的皇陵。……薇龙自己觉得是《聊斋志异》里的书生，上山去探亲出来之后，转眼间那贵家宅第已经化成一座大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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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皇陵”、“大坟山”，这些词语的使用非常不吉，甚至像死亡的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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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自己的小天地里，留住了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的慈禧太后”——这本身不过是姑妈一种无奈和自我麻醉的人生选择，不值得作家如此深恶痛绝与严辞控诉。姑妈如《一代宗师》里的宫二“选择留在自己的时代”，但年轻的、饱受家庭折磨的张爱玲，厌恶的正是这种“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因为这会让她联想到自己父亲的家，也联想到不幸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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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中，有一段她写到母亲的婚礼，如同送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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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给她穿上了层层的衣物，将她打扮得像尸体。死人的脸上覆着红巾，她头上也同样覆着红巾。婚礼的每个细节都像是活人祭，那份荣耀，那份恐怖与哭泣”，“每一场华丽的游行都敲实了一根钉子，让这不可避免的一天更加铁证如山……一九二〇年代流行一句话：‘吃人的礼教’。”[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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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金锁记》中最后成为旧礼教帮凶的曹七巧，较易或更多的是引起我们的震动、悚动，而少引起我们的同情。即使我们读到如“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这样本该使我们感叹不堪的生活终于折损了一个年轻、鲜活的生命的话，心中感到的也更多是“毛骨悚然”，而不是首先感到人物的“可怜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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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七巧使我想到波德莱尔《香水瓶》中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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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把它打倒在古老的深渊之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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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扯碎尸衣、发臭的拉撒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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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旧情的艳尸，虽已腐朽在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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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那儿睁开它的眼睛在蠢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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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对曹七巧这个人物的爱也有限。曹七巧出场时：“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住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绸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镶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袴子，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刻薄相呼之欲出。张爱玲亲自画过曹七巧的小像，两眉高折高吊，颧骨突出，两眼斜睨，也是同样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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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红楼梦》里的王熙凤的“丹凤三角眼”、“柳叶吊梢眉”，曹翁是把好词与坏词并置，美丽的、温婉的与看似刻薄的、势利的冲突。人物的双面性其实体现的是作者的情怀，却也看出曹翁是真爱“阿凤”。历来常有一些人自比为王熙凤，甚至也有以王熙凤为偶像的读者，但恐怕没有人希望自己是曹七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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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集《传奇》的扉页上，张爱玲曾说她写小说的目的：“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这是高级的文学观。曹七巧无疑是传奇性的，可她不够“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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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物让我想起孙述宇先生在评论《金瓶梅》里的潘金莲时说的：“潘金莲写得非常的生动有力——也许是全书中最生动有力的一个，然而我们有时会嫌她稍欠真实感。……她欠自然之处，在于她的妒忌怨恨与害人之心种种，都超人一等，而且强度从不稍减，从不受一些慈爱温柔之情的影响。”[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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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些话放在曹七巧身上也完全适用。曹七巧“生动有力”，然而“欠真实”。我们对人物力度的“怕”，多过了我们对人物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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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爱与憎，下笔使得人物淋漓尽致，绘形绘影，十二分的精彩。可在击节赞叹的同时，我偶尔也跳出来，宁愿她写得没有这样尽兴。我在想，如果这样的精彩只有八九分，甚至七八分，才更似真实的人生，而不像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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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因为作者太有把握了，太追求了，太饱满了，太热情了。它不像《红楼梦》里赵嬷嬷说王熙凤：“奶奶说的太尽情了，我也乐了，再吃一杯好酒，从此我们奶奶作了主，我就没的愁了。”最好的作品是会尽量避免过分“尽情”的。当作者拿走了本该令读者怅惘一下的一切，有时候也意味着余味的损失。它就不能往更好的一层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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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锁记》还存在结构经营和文字上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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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5月胡兰成写《评张爱玲》，发表在《杂志》第22、23期，有几句是这样写：“……张爱玲先生由于青春的力的奔放，往往不能抑止自己去尊重外界的事物，甚至于还加以蹂躏。她知道的不多，然而并不因此贫乏，正因为她自身就是生命的泉源。……这使她宁愿择取古典的东西做材料，而以图案画的手法来表现。因为古典的东西离现实愈远，她愈有创造美丽的幻想的自由，而图案画的手法愈抽象，也愈能放恣地发挥她的才气，并且表现她对于美寄以宗教般的虔诚。”[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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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是对张爱玲的赞美，写得非常好，可这也是胡兰成文字一贯的“狡猾相”。胡兰成这个赏月者，纯是以诗人的心态行文，而不是用一颗天文学家的心。他不是没看到年轻的张爱玲因为年轻而产生的文字背后的缺憾，而是美化它、粉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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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兰成说张爱玲的文章有“青春的力的奔放”“擅用古典”，是没错的，这正是张爱玲的天才所在，可在早期作品中，我却感到这种“奔放”与“古典”搬用的过度与偶尔的不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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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金锁记》的开头，两个丫头——凤箫和小双——的对话，完全可以删掉，而对本篇无损。这一段完全是对《红楼梦》或《金瓶梅》不高级的仿写。她们的故事就像发生在宝玉的屋里。那样小小的年纪，那样的好奇心、世故与口无遮拦，也像《金瓶梅》里的玉箫或小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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