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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家的二小姐姜云泽是另一个例子，有些自重，有些矜持，有些倔强，说起话来却是：“我掉两根头发，也要你管！……你今儿个真的发了疯了！平日还不够讨人嫌的？”这不像是一个大家庭里未嫁的小姑子对嫂子说的，倒像是在对一个晚辈或丫头呵斥。她同样也是《红楼梦》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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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张爱玲已经说明写的是“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小说第二段也再交代出准确的时代背景，说“那两年正忙着换朝代”，可见正是辛亥革命推翻清室，成立民国政府之后。张爱玲的这篇小说写于1943年，“三十年前”也正是1913年前后。这个时候的人，语言、风味全然有《红楼梦》或《金瓶梅》气息，还是不大妥当的，偶尔令人出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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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批评《连环套》时也提道：“她的人物不是外国人，便是广东人。即使地方色彩在用语上无法积极地标识出来，至少也不该把纯粹《金瓶梅》《红楼梦》的用语，硬嵌入西方人和广东人嘴里。……节奏，风格，品味，全不讲了。措词用语，处处显出‘信笔所之’的神气，甚至往腐化的路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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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金锁记》中其实也有，并没有完全遁形。它们都使人看到，此时的张爱玲还没完全从旧小说传统中脱了身，褪完皮，足以形成一个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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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4年的女作家聚谈会上，张爱玲也被人问到她的句法。她说：“有时候套用《红楼梦》的句法，借一点旧时代的气氛，但那也要看适用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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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当时年轻的张爱玲沉浸于创作冲动，恐怕也会像初学书法的人，临摹得太高兴了就不像原作，过度拘谨了又觉得自己的性情受到了抑制。刚一写完时，还往往不能自视到短处，会非常满意，也非得隔个若干年才看得出自己的缺点。后来改写的《怨女》中也有很多看着像对《金瓶梅》的“致敬”，可效果就好得多，精气神都是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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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箫、小双、云泽——《金锁记》中的这几个人物，仅为说出曹七巧的背景，或为展现曹七巧的不堪，却占了不少的字数。与后期张爱玲的惜墨如金、意味深长也完全不是一回事。等到陪衬曹七巧作用一结束，她们几乎都是瞬间匿身于作品中，再也不出来——不是大作家的笔法。好的文章应像《孙子兵法·九地篇》所说的“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否则文笔就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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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七巧的出场，以及第一次和三爷的互动也不好。显得疯疯癫癫。即使她来自麻油店，泼辣惯了，在这个大家庭已经五年，也不能不审时度势地收敛。何况后文如果要极力写她性格的变态化，大家庭中的不得伸展、被众人瞧不起，就不能让她在前文如此放肆她的性情，幸而这些后来在《怨女》中也都得到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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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齐了，今儿想必我又晚了！怎怪我不迟到——摸着黑梳的头！谁叫我的窗户冲着后院子呢？单单就派了那么间房给我，横竖我们那位眼看是活不长的——我们净等着做孤儿寡妇了——不欺负我们，欺负谁？”曹七巧出来的这段话，语气、声口、用词、做派全有些怪怪的，感觉不怎么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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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句话显然是模仿《红楼梦》第三回里王熙凤的出场。“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张爱玲冰雪聪明，当然看得出曹公的好处。王熙凤不见其人，如闻其声，劈面惊艳。这些用在曹七巧头上，却有点食而不化。以曹七巧的身份与地位，怎么可以与王熙凤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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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位眼看是活不长的”——这话就够她被休的了。“不欺负我们，欺负谁？”——埋怨的谁？当然是老太太。在一个大家庭里，当众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埋怨最高地位的女家长，有点儿太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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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令人津津乐道的曹七巧和三爷姜季泽的关系，我也认为，这是张爱玲另一个没完全处理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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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里，是在给老太太早晨问过安之后，曹七巧在老太太卧室的隔壁忽然遇见了三爷姜季泽。当时与三爷新婚不久的兰仙也在，在这一段的前半段，张爱玲极富能力，通过语言和动作，把三个人的性格表达得淋漓尽致。不久，在曹七巧不停揉捏性格内敛的兰仙之后，她的指甲被弄断了，兰仙终于离开了。从这时开始，曹七巧变得开始直白、主动，难以想象她一个小店铺出身的姑娘，又不是《金瓶梅》里使女出身的潘金莲，她要经历过什么样的前情和压抑，才能这样不管不顾，风言风语。和三爷的最后几句对白，直如潘金莲在调戏武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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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将手贴在他腿上，道：‘你碰过他的肉没有？是软的、重的，就像人的脚有时发麻了，摸上去那感觉……”这是《金锁记》里的曹七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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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人（潘金莲）良久煖了一注子酒，来到房里，一只手拿着注子，一只手便去武松肩上只一捏，说到：‘叔叔，只穿这些衣服，不寒冷么？’”[16] 这是《金瓶梅》里的潘金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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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七巧是小户人家出身，或许没有那么多礼教。可即使今天，独处的情况下，若嫂子在成年的小叔子腿上摸一下，或者肩上捏一捏，也不见得不会让人觉得他们的关系有问题。曹七巧的放肆与大胆，令人觉得她的人性根本就缺少了一个完全被压抑的时期。如果没有这个时期，后来怎么就越来越趋于性格变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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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曹七巧的动作更加戏剧化，她“顺着椅子溜下去”，蹲在地上哭了起来。要知道，这是在老太太房间的隔壁！这个动作也吓到了季泽，他站起来就走。后面对曹七巧的描写，更加露骨，几近到不可信的程度。也让人觉得此时的她，大概已经有点神经质，或者精神分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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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巧扶着椅子站了起来，呜咽道：‘我走’。她扯着衫袖里的手帕子揾了揾脸，忽然微微一笑道：‘你这样护卫二哥！’季泽冷笑道：‘我不卫护他，还有谁卫护他？’七巧向门走去，哼了一声道；‘你又是什么好人？趁早不用在我跟前假撇清！且不提你在外头怎样荒唐，只单在这屋里……老娘眼睛里揉不下沙子去！别说我是你嫂子了，就是我是你奶妈，只怕你也不在乎。’季泽笑道：‘我原是个随随便便的人，哪禁得起你挑眼儿？’七巧待要出去，又把背心贴在门下，低声说，‘我就不懂，我什么地方不如人，我有什么地方不好……’季泽笑道：‘好嫂子，你有什么不好？’七巧笑了一声道：‘难不成我跟了个残废的人，就过上了残废的气，沾都沾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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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庭里的叔嫂偷情，当然都有一个言来语去、暗度陈仓的开始，可我不信是这里写的这样。这里曹七巧的说话不大像有脑子，又直白，又可怕。即使季泽有意，恐怕当时当地，都会被曹七巧像旧戏舞台表演般的浮夸言行搅散了心情。《红楼梦》里的贾瑞涎皮涎脸，看见了王熙凤就丢了魂，那也是试探着一点点递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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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嫂子连我也不认得了”、“也是合该我和嫂子有缘”、“如今在嫂子最是个有说有笑极疼人的，我怎么不来？死了也愿意”，最蹬鼻子上脸的话，也不过是问凤姐：“戴着什么戒指”，被凤姐说你该走了，才说了一句最露骨的话：“我再坐一坐儿，好狠心的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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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同时也是《水浒传》《金瓶梅》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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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像本《金瓶梅》第三回，武松临行时来辞别哥哥，酒桌上几句话说得潘金莲下不来台。潘金莲一怒之下，说了几句话，离席而去。“那妇人一手推开酒盏，一直跑下楼来，走到在胡梯上，发话道：‘既是你聪明伶俐，恰不道长嫂为母。我初嫁武大时，不曾听得有甚小叔，哪里走得来，是亲不是亲，便要做乔家公！自是老娘悔气了，偏撞着这许多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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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深得旧小说壸奥，不可不服。这一段若与曹七巧调戏季泽对看，则曹七巧的性情变化，临起身又回头补话，种种的懊恼与不甘心，种种的丧气，虽然与潘金莲心情大不同，却都神似——23岁的张爱玲，可以学成这样，也称得上是天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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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这绝不是为她辩护——凡是青年的张爱玲书写的不成功处，也都是“应该的不成功”。因为那是自然规律，是必须付出的所谓的“青春的代价”——“青春”就代表了“仍在进步中”和“部分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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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张爱玲的一生，其实她的厉害之处在于，年轻时她已经高出同侪不知道多少倍，可后来她还笔耕不辍，一直在上升。张爱玲的能量与才华绝不限于书写人性的深刻、字句的流丽动人、比喻的出神入化，很多评论者和读者过度强调早年张爱玲的不世出，漠视中年和晚年张爱玲的创作，这无异于入得宝山，却仅捡得几颗天然水晶，不算真正的有鉴赏力。她对世界的认识、对小说文体与结构的认识、对人生的认识，都呈现在她其他的或更晚一些的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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