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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名何故可以为政治之本耶？其作用在使人“顾名思义”。则麻木之意识可以觉醒焉，即如子路所假设“待子为政”之卫君。其人即拒父之出公辄也。其父蒯聩，名为人父，实则父不父；辄名为人子，实则子不子。持名以衡其是非贵贱，则俱非也，俱贱也。使各能因其名以自警觉，则父子相人偶之意识可以回复矣。又如今中华民国号称共和，“共和”一名所含属性何如？未或能正也。从而正之，使人人能“录其首章之意以窥其中之事”，以力求实际之足以副此名者，则可以使共和之名“如其真”矣。此正名之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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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正名之业在作《春秋》。庄子曰：“《春秋》以道名分。”（《庄子》）董子曰：“《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春秋繁露》）司马迁曰：“《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聚散，皆在《春秋》。”（《太史公自序》）盖孔子手著之书，惟有一种，其书实专言政治，即《春秋》也。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其书义例繁赜，非本文所能具详。举要言之，则儒家伦理之结晶体，从正名所得的条理，将举而措之以易天下者也。故《春秋》有三世之义，始据乱，次升平，终太平。谓以此为教，则人类意识渐次觉醒，可以循政治上所悬理想之鹄而日以向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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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之适用于各人之名分者谓之义，“义者宜也”（《中庸》）。其析为条理者谓之礼，“礼者所以履也”（《戴记》）。孔子言政，以义礼为仁之辅，而孟子特好言义，荀子尤善言礼，当别于以下章节详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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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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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此种政治，自然是希望有圣君贤相在上，方能实行。故吾侪可以名之曰“人治主义”。人治主义之理论何由成立耶？儒家以为圣贤在上位，可以移易天下，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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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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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笃恭而天下平。（《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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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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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其何以能如此？则曰在上者以心力为表率，自然能如此。故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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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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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欲善，而民善美。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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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好和，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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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悖。（《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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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语句，见于儒家书中者，不可枚举。既已如此，则政治命脉殆专系君主一人之身。故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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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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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其如此，则所谓善政者必待其人而后行。（《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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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其如此，故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者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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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仁者不出世，而不仁者接踵皆是，如何能使在高位者必皆仁者耶？儒家对此问题，遂不能作圆满解答。故其结论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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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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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之人治主义，所以被法家者流抨击而几至于鏖灭者，即在此点。敌派之论调，至叙述彼派时更定其评价，今不先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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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侪今所欲讨论者，儒家之人治主义，果如此其脆薄而易破耶？果真如世俗所谓“贤人政治”者，专以一圣君贤相之存没为兴替耶？以吾观之，盖大不然。吾侪既不满于此种贤人政治，宜思所以易之，易之之术，不出二途：其一，以“物治”易“人治”。如法家所主张，使人民常为机械的受治者。（法家所以为物治为机械的之理由俟于叙彼派时更详论）其二，以“多数人治”易“少数人治”。如近世所谓“德谟克拉西”以民众为政治之骨干。此二途者，不待辨而知其应采第二途矣。而儒家政治论精神之全部，正向此途以进行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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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深信非有健全之人民，则不能有健全之政治。故其言政治也，惟务养成多数人之政治道德、政治能力及政治习惯，谓此为其政治目的也可，谓此为其政治手段也亦可。然则挟持何具以养成之耶？则亦彼宗之老生常谈——仁义德礼等而已。就中尤以礼为主要之工具，故亦名之曰“礼治主义”。孔子尝论礼与法功用之比较曰：凡人之知，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云，礼云，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敬于微眇，使民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大戴礼记》、《小戴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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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言礼之大用，可谓博深切明。法禁已然，譬则事后治病之医药；礼防未然，譬则事前防病之卫生术。儒家之以礼导民，专使之在平日不知不觉间从细微地方起养成良好习惯，自然成为一健全之人民也。孔子又曰：礼义以为纪……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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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恃政治制裁力发生功用。在此政府之下，即不能不守此政府之法。礼则不然，专恃社会制裁力发生功用，愿守此礼与否，尽可随人自由。但此礼既为社会所公认时，有不守者则视同怪物。（众以为殃）虽现在有势位之人，亦终被摈弃，（在势者去）此种制裁力虽不能谓全无流弊，然最少亦比法治的流弊较轻，则可断言。孔子于是下一决论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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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章在中外古今政治论中，实可谓为最彻底的见解。试以学校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则如立无数规条罚则，如何如何警学生之顽，如何如何防学生之情，为师长者则自居警察，以监视之勤干涉之周为尽职。其最良之结果，不过令学生兢兢焉期免于受罚，然以期免受罚之故，必至用种种方法以逃监察之耳目，或于条文拘束所不及之范围内故意怠恣，皆所难免。养成此种卑劣心理，人格便日渐堕落而不自觉，故曰“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者，则专务以身作则，为人格的感化，专务提醒学生之自觉，养成良好之校风。校风成后，有干犯破坏者，不期而为同辈所指目，其人即亦羞愧无以自容，不待强迫，自能洗其心而革其面也。故曰“有耻且格”。此二术者，利害比较，昭然甚明。学校且然，国家尤甚。且如英国人者，以最善运用宪政闻于今世者也。问彼有宪法乎？无有也。有选举法议院法乎？无有也。藉曰有之，则其物固非如所谓“宪令著于官府”，不过一种无文字的信条深入人心而已。然而举天下有成文宪法之国民，未闻有一焉能如英人之善于为政者。此其故可深长思也。无文字的信条，谓之习惯，习惯之合理者，儒家命之曰“礼”，故“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记》）。儒家确信非养成全国人之合理的习惯，则无政治可言。不此之务，而鳃鳃然朝制一法律暮颁一条告，不惟无益而徒增其害。此礼治主义根本精神所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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