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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固希望圣君贤相，然所希望者，非在其治民莅事也，而在其“化民成俗”（《礼记》），所谓：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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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惟立于扶翼匡助的地位，而最终之目的乃在使民“自得”。以“自得”之民组织社会，则何施而不可者。如此则政治家性质，恰与教育家性质同。故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尚书》）吾得名之曰：“君师合一主义。”抑所谓扶翼匡助，又非必人人而抚摩之也。儒家深信同类意识之感召力至伟且速，谓欲造成何种风俗，惟在上者以身先之而已。前文所引“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老老而民兴孝……”诸义，其所重全在此一点，即以在上者之人格与一般人民人格相接触，使全人类之普遍人格循所期之目的以向上。是故：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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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感召力，又不徒上下之交而已，一般人相互关系，莫不有然。故曰：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暴，一国作乱。其机如此。（《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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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家之在一国，如一齿轮之在一体也。或良或窳，其影响皆立遍于全部。所谓“正己而物正”者，非独居上位之人为然也，凡人皆当有事焉。故《大学》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而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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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言之，修其身以平天下，匪宜天子也，庶人亦然。故：或请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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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孔子之言，则亦可谓全国人无论在朝在野，皆“为政”之人。鲁人之行动无论为公为私，皆政治的行动也。此其义虽若太玄渺而无畔岸，虽然，鲁侪苟深察普遍人格中各个体之相互的关系，当知其言之不可易。呜呼，此真未易为“机械人生观者流”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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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乎此义，则知儒家所谓人治主义者，绝非仅恃一二圣贤在位以为治，而实欲将政治植基于全民之上。荀子所谓“有治人无治法”，其义并不谬，实即孔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之旨耳。如曰法不待人而可以为治也，则今欧美诸法之见采于中华民国者多矣，今之政，曷为而日乱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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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而论之，儒家之言政治，其唯一目的与唯一手段，不外将国民人格提高。以目的言，则政治即道德，道德即政治。以手段言，则政治即教育，教育即政治。道德之归宿，在以同情心组成社会；教育之次第，则就各人同情心之最切近最易发动者而浚启之。“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孟子》），人苟非甚不仁，则未有于其所最宜同情之人（父母兄弟）而不致其情者。既有此同情，即可藉之为扩充之出发点。故曰：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又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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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分子，人人皆厚而不偷以共趋向于仁，则天下国家之治平，举而措之而已矣。何以能如是？则“施由亲始”（《孟子》），“杀人之父者，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者，人亦杀其兄”（《孟子》）。故“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孝经》）。儒家利用人类同情心之最低限度为人人所同有者，而灌植之扩充之，使达于最高限度，以完成其所理想之“仁的社会”。故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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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此种理想，自然非旦夕可致，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论语》）。又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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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儒谓“王道无近功”，信然。盖儒家政治之目的，诚非可以一时一地之效率程也。宇宙本为不完成之物，创造进化曾靡穷期，安有令吾侪满足之一日。满足则乾坤息矣。或评孔子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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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不可”固宇宙之常态也，而“为之”则人之所以为人道也。孔子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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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意识与同情心发达到极量，而行之以“自强不息”。斯则孔子之所以为孔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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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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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政治思想，其根本始终一贯。惟自孔子以后经二百余年之发挥光大，自宜应时代之要求，为分化的发展，其末流则孟子、荀卿两大家，皆承孔子之绪，而持论时有异同，盖缘两家对于人性之观察异其出发点。孔子但言“性相近习相远”，所注重者在养成良“习”而止，而性之本质如何，未尝剖论。至孟子主张性善，荀卿主张性恶。所认之性既异，则所以成“习”之具亦自异，故同一儒家言而间有出入焉。然亦因此而于本宗之根本义益能为局部细密的发明，故今于两家特点更分别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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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政治论，本有唯心主义的倾向，而孟子为尤甚。“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孟子》）此语最为孟子乐道。“正人心”、“格君心”等文句，书中屡见不一见。孟子所以认心力如此其伟大者，皆从其性善论出来。故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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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诸掌。（《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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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故不忍人之心，效力如此其伟大耶？孟子以为人类心理有共通之点，此点即为全人类沟通之秘钥。其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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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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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心之所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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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吴。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孟子》）人皆有同类的心，而心皆有善端，人人各将此心扩大而充满其量，则彼我人格相接触，遂形成普遍圆满的人格。故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也。此为孟子人生哲学政治哲学之总出发点。其要义已散见前数章中，可勿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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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之最大特色，在排斥功利主义。孔子虽有“君子喻义，小人喻利”之言，然《易传》言“利者义之和”，言“以美利利天下”，《大学》言“乐其乐而利其利”，并未尝绝对的以“利”字为含有恶属性，至孟子乃公然排斥之。全书发端记与梁惠王问答，即昌言：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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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将以利不利之说说秦楚罢兵，孟子谓“其号不可”。其言曰：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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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此一类语句甚多，不必枚举。要之此为孟子学说中极主要的精神，可以断言：后此董仲舒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即从此出。此种学说在二千年社会中，虽保有相当势力，然真能实践者已不多。及近十余年泰西功利主义派哲学输入，浮薄者或曲解其说以自使，于是孟董此学，几成为嘲侮之鹄。今不能不重新彻底评定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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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私罔利之当排斥，此常识所同认，无俟多辨也。儒家——就中孟子所以大声疾呼以言利为不可者，并非专指一件具体的牟利之事而言，乃是言人类行为不可以利为动机。申言之，则凡计较利害——打算盘的意思，都根本反对，认为是“怀利以相接”，认为可以招社会之灭亡。此种见解，与近世（就中美国人尤甚）实用哲学者流专重“效率”之观念正相反。究竟此两极端的两派见解孰为正当耶？吾侪毫不迟疑的赞成儒家言。吾侪确信“人生”的意义不是用算盘可以算得出来。吾侪确信人类只是为生活而生活，并非为求得何种效率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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