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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7101 继续讨论2007年“情绪的意向性与实践理性”专号。我在这里写“情绪”而不写“情感”，因为在汉语里“情感”比“情绪”高级。我们常说，人是有情感的。但我们不常说，鳄鱼是有情感的。虽然，我们知道鳄鱼是有情绪的。Ronald de Sousa是加拿大皇家学会成员，1966年以来任教于多伦多大学，于1987年由MIT出版社发表专著The Rationality of Emotion（《情绪理性》），2007年发表WhyThink? EvolutionandtheRationalMind（《为何要思想？演化与理性心智》），2011年发表EmotionalTruth（《情绪真理》）。虽然他采取了演化论的思路，但他并不相信每一种情绪都是为了个体繁衍。因为，基因型生成表现型之后，各种性状，包括情绪，与基因之间没有明确对应的关系。事实上，与各种情绪有或多或少明确对应关系的，首先是各种神经化学递质，其次是对这些神经化学递质敏感的功能脑区。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否认情绪的演化论意义。毕竟，如特纳所论，人类演化形成的大多数情绪，确实有助于强化社会性。不难想象演化过程中出现过由反社会情绪主导的人群，因无法合作而逐渐消亡。最有说服力的案例，就是我转述的特纳提供的导致猿类在与猴类竞争中成为失败物种的情绪社会学解释。并且正因为情绪的集合与基因的集合之间没有明确的对应关系，人们才可能有不同的情绪集合。他指出，情绪集合依赖个人经历并由个人经历塑造为与众不同的情绪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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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7103 这样，我们不妨想象，全体基因型的集合G，其中的任一基因型g决定的全体表型的集合是P（g），其中的任一表型p对应于一个特定的情绪集合E（p），当p遍历P时，生成与g对应的全体情绪集合的集合E（P（g）），并且当g遍历G时，生成全体表型的集合P。其中，经过自然选择生存至今的表型的集合PS。在G里存在这样的g使表型P（g）与PS的交集非空，全体这样的g组成G的一个子集GS，即经过自然选择生存至今的基因型的集合，与它对应的情绪集合ES，是经过自然选择生存至今的情绪集合。如果ES与某一个人的情绪集合的交集是空集，那么，在演化论视角下，这个人很难或无法生存。我认为，de Sousa这篇文章其余的部分大致探讨的就是上述表达的各种可能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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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7105 回到这期专号的主题，有利于强化人类的社会性的情绪集合，根据前述几位脑科学家的报告，例如Matthew Lieberman的文章，以及Ralph Adolphs的文章，我们知道，许多情绪（情感）是人类成员共享的，例如，五种原初情感。然后，特定文化有特定的表达情绪的语言。这就意味着，许多情绪是特定文化传统里生活的全体个人共享的。继续使用上述表达，存在ES的子集ESH，是全人类共享的情绪集合。又存在ES的子集ESC，是特定文化传统里生活的全体个人共享的情绪集合。显然，对于任意的C，ESH都是ESC的子集。事实上，人群规模越大，这一群人共享的情绪集合就越小。沿着这一思路推演，当人群规模缩小为一个人的时候，情绪集合达到最大。根据特纳的阐释，绝大多数人类情绪尚未被意识到，而且被意识到的个人情绪的大部分不能用语言表达。如果人类社会进入远比目前阶段更高级的文明—根据一种定义，文明的程度可由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精致程度来刻画，可以想象，被意识到的情绪数目将远多于目前，而且这些被意识到的情绪将在远比目前更细致的语言中获得表达。科幻片《星际迷航》描写了一对外星人的性生活方式：两性各伸出一只手，掌心向外，与对方的掌心对合，在冥想状态里即可达到高潮。情绪的表达与感受，可以细致到不需要语言表达的程度，或者说，双方掌握的情绪语言，基于身体的语言，远比基于声音的语言更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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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7107 让我们想象中国的普通人怎样参与社会过程。他生活在某一都市的郊区，他的农田和宅基地即将被转用于城市建设。他不喜欢这一届村委会，因为他认为委员会里的多数成员都涉嫌渎职或贪腐。另一方面，他不愿意离开祖坟和祖宗居住的地方。如果这份乡土情感能用货币补偿，可能需要1000万元土地补偿金。但是，村委会不可能支付这样高的补偿金。事实上，他的邻居只拿到大约50万元补偿金。现在他有两个可选方案：（1）变成“钉子户”，准备好相应的工具或武器。这一选择需要激情和理性计算；（2）组织更多的相关人士参与土地谈判。这一选择也需要激情和理性计算，但是还需要语言能力，因为在选项（1）里代替语言的是工具和武器。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1843，《〈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人民出版社，19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也就是说，批判的武器一旦为大众掌握就可转化为武器的批判。当然，如果他选择了方案（2），失败的概率可能高于方案（1），哪怕他聘请最好的律师。首先因为他对这块土地（包括宅基地）的权利，从来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其次，最好的律师懂得司法绝不是完全独立的或完全免于政府干预的。第三，他的苦衷，就算表达给公众，也很难赢得广泛支持—他与他们，缺乏“共同语言”—他的情感是ESC的一个局部的“熟人社会”的情感，他们的情感是ESC的其他局部的“熟人社会”的情感。在不同局部社会之间建立共享情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德国的工会和日本的农会，由于获得社会广泛支持，不仅在半世纪以前而且至今仍有强大的政治谈判能力。中世纪欧洲，与此类似的利益共同体是“行会”（又音译为“基尔德”）。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充分讨论了集体行动需要化解的“免费搭车”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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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7109 布坎南和图洛克《一致的计算：宪政民主的逻辑基础》的立宪经济学思路，与奥尔森的经济学思路不同，直接要求在最重大的议题上采取“全体一致同意”的原则。一般而言，越是重要性高的议题，投票通过的比例就应越高。在宪政民主制度下，重要性最高的是洛克定义的广义产权：个人生命、基本自由、财产权利。在其他社会制度里，我们需要布坎南的老师奈特的“社会过程”，由参与社会过程的社会成员达成关于“重要性”的共识。例如土地问题，例如祖宅拆迁问题，例如医患纠纷问题，例如环境问题、劳动保护问题、养老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淘宝商店假货问题……以及中国转型期社会发生的成千上万的问题。当然，在这一切问题之上，最重要的是立宪问题。对中国而言，在立宪之前先发生的是“党国”（the party-state）自身的问题—例如腐败问题，例如反腐败问题，例如党内民主问题（或“假问题”）。而上述那位农民在选项（2）里需要做的，首先是建立关于他的问题的重要性共识。为此，他需要找到那些与他有类似问题的人，这些人很可能不是熟人，但他们都特别看重祖坟和祖宅，大致而言都要求1000万元的补偿金，而且都只有上述两项可选方案。我们看到的现象是，拆迁导致的纠纷成为“上访”第一原因。各地政府为此而投入的人力和财力，很难忽略不计。某年，媒体纷纷报道，维持“社会和谐”的总费用超过了军费开支。这一现象表明，假设双方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各级地方官员与上访人员之间似乎也缺乏有效的基于语言的交流。如前述，这是公共话语缺失的后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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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7111 官僚体制足够庞大之后，来自政府官员的语言几乎一律被称为“官话”“套话”“空话”和“假话”。当一名官员沦为“官僚”之后，他不再有金岳霖说的“真正感”。金岳霖说，如果“通”与“真”不可兼得，他宁愿求其真（金岳霖，1940，1948，1958，《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金岳霖文集》第三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他解释“真”的意思是“有真正感”（而不是“邪恶感”或“虚幻感”）。韦伯感慨，在理性化的官僚铁笼里，“专家已没有精神，纵欲者也没有了心肝；但这具躯壳却在幻想着自己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明水准”（参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阎克文中译本，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五章），他的意思，与金岳霖喜欢的“真正感”相类，与authenticity的意思也是相类的。顺便指出，不仅中国，而且西方，例如在美国，我写过评论文章，早已没有政治家，取而代之的是政客。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异就是，前者以天下为己任故而话语有真正感，后者的政治话语缺乏真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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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7113 在中国，不仅官僚化的干部对任何议题不再有真正感，而且，大众媒体的语言也不再有或非常缺乏真正感。这一现象，我称为“语言的官僚化”（参阅我的书评“阿伦特为什么重要”）。当然，语言官僚化的更主要原因是教育的官僚化。语言的演化始于语言与心灵之间最初有的本真关系，足以产生情感共鸣，于是发出感慨和其他声音。怀特海说，对重要性的感受导致一种欲望要将感受到的重要性表达出来。因此，表达的冲动，这种欲望的强烈程度，与感受的重要程度成正比。但是官僚化的语言，只要求被说出来而已，没有重要性感受。我在某一年新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研究生课堂上，要求同学们在黑板上写出具有重要性的议题，我注意到几乎没有哪一个议题不是从大众媒体转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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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7115 柏格森指出，概念或名称的功能在于节约时间。如果我看到一片云飘过天空，无以名之，那么，我看到第二片云飘过时还是要继续看，因为我的体验尚未找到合适的名词来涵盖。直到，例如在第三片云飘过时，我的认知能力让我明白这三次我看到的其实都是“云”。于是我可以不再观察其余的云，这就节约了我的时间。在社会交往中，我可以说我见到了一片云，而对方立即明白我说的是“云”，于是从记忆中检索“云”这一名称涵盖的他的经验。虽然，他并未经验我关于云的经验。此处有必要引述邓晓芒论述的黑格尔的见解，即“观念”对“经验”颠覆作用。邓晓芒，1992，《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湖南教育出版社。这本书其实是他的博士论文，第一章“黑格尔辩证法的两个起源”，其中，第一节“语言学的起源”，有这样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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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7117 ……这就不能不联系到一种语言学上的普遍现象，即任何一个实词（有具体含义的词）本身已是普遍的概念。语词作为一种人与人相互交流、相互了解的社会媒介，作为一种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之间可靠沟通的记忆工具，作为人的思维的连贯性的保证，它本身与它所表达的内容、意谓已有了区别，甚至已有一种相互脱离、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对立的倾向。……语言的这种特点，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有过反复的说明，他指出：“当我们说出感性的东西时，我们也是把它当作一个普遍的东西来说的”，因此语言在他看来“具有这样的神圣性质，即它能够直接地把意谓颠倒过来，使它转变成某种别的东西”，即转变成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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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7119 继续解释我关于那片云的经验，当我告诉你说我此时此地看见一片云的时候，你并不就在此时此地看到我看到的这片云，就算你此时此地也看到我意谓的这片云你也无法感受我感受的云，可是你明白我说的云是什么。黑格尔所说观念以共相代替殊相从而观念的抽象性颠覆了经验的具体性，以此为例就是说，在社会交往中，我虽然借助于“云”—这一观念或共相，使你明白了我所指的是什么，但我永远无法传达我意谓的关于这片特殊的云的感受—云在我感受中的经验或殊相。虽然如此，语言有用处，因为它极大地节省了人在经验世界中最为稀缺的资源—“时间”。借助于语言，一个人的一次“本真的”经验可以传播给全人类成为全人类共享的知识内容。注意，我在此处引入了“知识”这一观念，区分于“经验”。为强调直接经验的本真性（authenticity），我用“本真的”来修饰一个人的一次“经验”。教育之所以有用处，是因为老师的语言涵盖了许多人的经验，成为“知识”，于是节省了学生们为获得前人经验所需的时间。但是也因为学生们以知识取代经验，他们缺少真实的生活。又一旦如中国目前这样发生了官僚化，那么，大多数学生、大多数公务员、大多数记者以及大多数读者，他们讨论具有根本重要性的社会议题时，由于以知识代替经验，他们的语言缺乏的是“真正感”。这样的话语通过网络广泛传播，如果人们只通过网络来生活，他们就只有官僚化的知识和语言。大约150年前，祁克果（Søren Kierkegaard，又译“克尔凯郭尔”，1813—1855）坐在哥本哈根大学校园里的一张椅子上，突然意识到世界的进步之所以被广泛称为“进步”，是因为它为人们提供了方便，也就是节省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可是这种方便是有代价的，就是让世界变得越来越不真实，用他的语言表达，就是生活缺少了“存在感”。祁克果英年早逝，他被认为是第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我强烈建议读者检索并认真阅读维基百科词条“Søren Kierkegaard”，这是维基百科的最长词条之一，大约3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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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7121 我们通过知识来获得经验，这里包含了上述巨大而危险的悖论。我在另一文章里讨论了知识的现代定义：justified true belief（有根据的真的信念）。罗素在《人类的知识》里，也探讨了知识的定义问题（Russell, 1948, Human Knowledge: Its Scope and Limits［《人类知识：它的范围与限度》］, Simon and Schuster；商务印书馆1983年张金言中译本），甚至可以说，罗素写这本书，初衷就是要摆脱他毕生努力要摆脱的休谟对“知识”的怀疑论立场（参阅：Norman Malcolm, 1950, “Russell’s Human Knowledge”［“罗素的人类知识”］[10]）。我说这是他毕生的努力，因为，他1915年的著作《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Our Knowledge of the External World: As a Field for Scientific Method in Philosophy, 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陈启伟中译本）就有了这样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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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7123 如何使我们学到的知识融入我们的生命，成为de Sousa 讨论的“本真的”或金岳霖追求的有“真正感”的知识，这是我为《读书》20周年而写的那篇文章“知识过程与人生感悟”的理由。我相信，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将我们学到的知识视为过程（在生命过程中反复琢磨的感受）而不是静止的一大堆观念（教科书）。这是一个“去除知识官僚化”的过程，也因此，阿伦特对我们特别重要。因为，与同时代哲学家相比而言，她具有一种特殊能力，将新鲜的生命感悟注入陈腐的概念，从而使那些概念获得新生。我每次翻阅她的著作，例如The Human Condition或The Life of the Mind，都有这种感受。当我见到她的学生写了那本书《阿伦特为什么重要》之后，明白了我的阅读感受其实也是杨·布鲁尔的感受。古人倡导“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知识过程与人生感悟纠缠为一体的意思。不如此，知识便不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于是不能引发我的情感共鸣。熊十力谈及读书方法时，特别要求读书人以全副生命去和文字碰撞，方可迸发出灵性的感悟（参阅熊十力《佛家名相通释》关于“踏实”与“凌空”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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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7125 一方面，只有真诚的话语才能感动我们参与到社会过程中去。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具有根本重要性的议题不再局限于“熟人社会”。所以，公共话语，及其缺失，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一个关键环节。适合于中国政治议题的公共话语，应具有上述的本真性。也就是说，生活在不同情境里的普通人之间，通过社会交往，熟悉其他情境里的生活与情感。当然，社会交往要求有社会行为和社会生活。这样，通过冗长的叙述，我列出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前提或准备，五项要素，写为五元体，{社会情感，社会行为，社会生活，公共话语，社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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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7127 哈贝马斯在转入广义语用学研究之前，发表了《交往行动的理论》。在此之前，1962年，他研究“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转型问题（Habermas, Sara Lennox & Frank Lennox,“The Public Sphere: an Encyclopedia Article（1964）”［“公共领域：百科词条”］[11]）。我建议读者检索维基百科词条“public sphere”，这一词条开篇给出了公共领域的定义：The public sphere （German:Öffentlichkeit） is an area in social life where individuals can come together to freely discuss and identify societal problems, and through that discussion influence political action（公共领域是社会生活中这样一个场合，人们以“个人”身份进入这一场合，一起自由讨论并确定需要求解的社会问题，而且通过这样的讨论影响政治行动）。常见的公共领域，在欧洲是咖啡馆，在中国是茶馆。不过，一系列“政治运动”之后，茶馆似乎不再是普通人聚会闲聊的场合了。取而代之的，至少我的一位社会学家朋友阎云翔调查得到的印象是麦当劳。但是阎云翔与我的谈话发生于1999年，那时我在我家附近的一家麦当劳餐厅读书，会见朋友，写我的课堂讲义。随着人均收入的迅速增长，普通人不再喜欢吃“麦当劳”“肯德基”或诸如此类的“垃圾餐”。于是，能够成为公共领域的场合，在杭州我家的楼下是“咖啡陪你”，在大连或许还有“漫咖啡”，在北京则是许多不同品牌的小咖啡馆，价格相差不多，二十几元人民币买一杯普通咖啡，符合城市“白领”的消费水平，但或许高于更多普通市民的消费水平。各城市兴起的“广场舞”，从目前情况推测，是一种有希望成为“公共领域”的场合，尤其是女性参与的公共领域。我在香港生活的时候注意到“早茶”是一种公共领域。香港人的习惯，通常在吃早茶的地方定期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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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7129 闲聊，这是中国人参与公共领域的关键环节。如果是有明确议题的聚会，就很难成为公共领域。我建议读者参考黄宗智的一篇文章：2003，“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12]。北京、上海、深圳、杭州这样的都市，已经是或正在是各地居民的混合体。这些社区有各种俱乐部，也许可演化为一种公共领域。不过，目前阶段，这些社区面临的更重要议题，除了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方面的议题之外，还有外地人与本地人的文化冲突和身份冲突。所谓“文化冲突”，是指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差异。所谓“身份冲突”，涵义或许更复杂。这些冲突是城市化和全球化过程中最常见的现象，中西概莫能外。在行为社会科学视角下，我推荐一本晚近出版的文集：Richard Crisp, 2010, ed.,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and Cultural Diversity（《社会和文化多元化的心理学》）, Wiley-Blackwell。古希腊的公共领域并不是广场和议事厅，而是苏格拉底最常活动的市场，那里才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闲聊中心。我们可以想象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有两类场合，其一是“家庭”，其二是“市场”。日常生活之外是日常工作，如果我们调查普通人的时间配置，通常就得到这两大类，工作与生活。只不过，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工作占用的时间越来越多。然后，随着人力资本和知识社会的发展，后现代社会的趋势是生活占用的时间越来越多。关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演变的通俗解释，我推荐晚近出版的一部教科书：Diana Kendall, 2010, SociologyinOurTimes:theEssentials, 8th edition（《我们时代的社会学：精要》第8版）, Cengag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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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7131 工作场所不是公共领域，因为利益格局在工作场所是固定的。例如，那里的人只有两类，资本家及管理者，然后是工人；或者，地主及管理者，然后是农民。德鲁克描写过后工业社会或知识社会的工作方式，由于知识劳动者不再有固定的工作场所，他们可能自由结合为临时的研发团队。即便如此，由于有组织的工作目标，在这样的工作团队里发生的交流也很少是“闲聊”。如果没有闲聊，陌生人之间可以有（却常常没有）情感交流的另一类场合是“社会事件”（例如“孙志刚事件”、“毒奶粉事件”、各种“我爸爸是李刚”事件、各种“被嫖娼”引致的“雷洋事件”、各种“杀医”事件、各种“强拆”事件、各种“PX事件”）。微信社会的拓扑结构最值得关注，我认为最有希望成为一种公共领域。这里，我推荐一篇社会学论文：Edward J. Lawler, et. al., 2008, “Social Exchange and Micro Social Order”（“社会交换与社会微秩序”）[13]。这三位作者使用的核心观念是2001年由第一作者提出的“社会微秩序”，相当于局部社会网络的秩序。当然，这里的社会网络观念需要补充以社会学的想象：怎样的网络结构可在群体内部形成可重复发生的交往、情感的相互作用、关于群体认同的想象以及情感化的道德情操。这一理论的核心观念是micro orders（微秩序，注意，是复数的），这些微秩序包含了行为、认知、情感维度，依赖于（1）参与者投入相关工作的程度，以及（2）这些相关工作及其后果激发出来的共享的责任感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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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7133 空间社会学，这是空间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但是当代社会学的空间研究集注于乡村与都市之间的不平等状况，阶级冲突与族群冲突。晚近发表的一部回顾性的专著值得推荐：Andrzej Zieleniec, 2007, SpaceandSocialTheory（《空间与社会理论》）, Sage Publications。哈贝马斯的研究表明，在西方社会，公共领域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西欧商人需要了解远方市场情况，以及，与政府对舆论的审查与钳制密切相关，这些平民的民主诉求。于是有了私人领域与政府威权之间的第三空间，他称为“公共领域”。这里“威权”，也包括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中国读者还可参阅《社会学百科全书》第2版（Edgar Borgatta & Rhonda Montgomery, 2000, eds., EncyclopediaofSociology, 2nd edition, Gale Group）词条“censorship and the regulation of expression”（新闻检查与表达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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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7135 如前述，我同意这一判断：奈特于1942年提出的社会过程学说与哈贝马斯1962年提出的公共领域学说，二者之间，一脉相承。哈贝马斯在2006年关于互联网可能提供的公共领域发表了一次评论，在我收集的哈贝马斯文章里，关于公共领域这一主题，这篇文章发表时间最晚。在这篇评论的“摘要”中，他列出互联网媒体成为公共领域的两项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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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7137 Mediate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the public sphere can facilitate deliberative legitimation processes in complex societies only if a self-regulating media system gains independence from its social environments and if anonymous audiences grant a feedback between an informed elite discourse and a responsive civil society.（居然是一个单独句子！我试着译为：公共领域里通过媒体进行的政治交流可以支持复杂社会里基于协商的正当性过程仅当自我治理的媒体系统从它嵌入的那些社会环境中获得独立性并且仅当匿名参与者们构成在知情的精英叙事与负责的公民社会之间的沟通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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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7139 以这两项条件为判据，我认为“微信”社会在中国有希望演化为一种公共领域。当然有条件，就是行政机构或商业机构不能随意干预或深入操纵微信讨论。而且仅是公共领域的一种类型，至少从目前技术看，微信不是面对面的社会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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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7141 转型期中国社会，只因为迅速改变的人群结构和收入结构，就可产生重大议题。例如，英国《经济学人》2016年7月9日有一篇由Rosie Blau撰写的专题评论：“China’s Middle Class”（“中国的中产阶级”），副标题是“225m Reasons for China’s Leaders to Worry”（两亿两千五百万个理由让中国领导人担忧）。这位作者引述相关数据：中国迟至1990年代后期还几乎没有中产阶级。在2000年，中国有500万家庭的年收入在7.5万元至28万元人民币之间，现在这样的家庭数目是2亿2500万，根据预测，这一数字在2020年将是2亿7500万。其中80%以上是有房产的家庭，这些家庭构成出国旅行的主要群体。去年有1亿2000万出国人次，是10年前的4倍。通常，例如在台湾地区和韩国，中产阶级的崛起伴随着相应的政治诉求。但是中国大陆的中产阶级似乎很少提出政治民主化的要求，他们不希望“阿拉伯之春”导致的混乱局面发生在中国，他们认为“英国脱欧”刚好表明全民公投以及民主政治并非解决复杂政治问题的明智选择。似乎只要能够继续挣钱，他们就不会要求政治改革。可是，揭开表面现象，真实情形，这一期的专题报道：“中国社会”，副标题是耸人听闻的“新的阶级战争”。内容提要：中国的中产阶级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庞大，更富有，并且声音也更大。于是，对执政党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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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7143 确实，随着收入的迅速增长，中产阶级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资同步增长或增长更快，可是教育是中国改革最失败的领域，这里的问题盘根错节，积重难返，以致大多数足够富裕的家庭干脆送子女出国留学。其次，中产阶级家庭也更担心空气污染、水的品质、食品安全、理财、工作、住房、医疗和养老，似乎生活的各方面都发生了严重且难以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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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7145 谈到新生的中产阶级价值观，特别报道说，他们的平均年龄大约35岁，他们大多有大学或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熟悉外国社会，而且心态开放，他们也更多表现出自私倾向。他们不仅是诸如环境保护组织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的主力，而且还对政府的运作效率及不透明程度等方面越来越不满意。根据哈佛大学的Anthony Saich 2003年以来主持的全国范围抽样调查，与贫困阶层相比，富裕阶层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更低。另一项调查表明（参阅前引徐轶青和潘婕的文章），富裕且教育程度更高的群体更倾向于支持法治和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并且要求更大的个人权利。作为对比，更贫困且教育程度更低的群体则倾向于认同传统价值和威权统治。分别来自厦门大学与诺丁汉大学的两位学者调查发现，尽管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都有显著改善，与2002年相比，警察及地方政府等执行部门2011年受信任的程度明显下降。由于中产阶级普遍的自私倾向，很难形成有组织的行动以及政治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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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7147 以上概述表明，这篇专题报道虽未披露比我在课堂或著作（《新政治经济学讲义》）里早已讨论过的更多的信息，却表明“中国问题”已被广泛地介绍给世界，或者说，中国问题被表达为世界问题的一部分。中国的问题—政治的和经济的，尤其在长期视角下，我认为，比上述报道远为严重。也因此，我写了一篇长文（“再谈民主”）分析中国未来政治转型的可能路径。在这些可能路径当中，政治民主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是大势所趋。虽然，这一过程很漫长。我请读者想象，中国需要多长时间才可能形成上述的五元体，{社会情感，社会行为，社会生活，公共话语，社会过程}。沿着我的行为社会科学思路，我推荐两篇文章：Richard Stevens, Dec. 2016, “Hans Eysenck’s Effort after Unification in Psychology: Could his Work have Benefited from a Trimodal Framework?”（“汉斯·埃森克统一心理学的努力：三重模态框架或许有助于他的工作？”）[14]；Michael Munger, 2011,“Persuasion, Psychology and Public Choice”（“说服，心理学与公共选择”）[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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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7149 这两篇文章当中2016年12月即将发表的，主旨其实是推荐作者自己的“三重模态框架”（trimodal framework）。十几年前，他发表专著阐释了人类行为的一般框架，表示为三重模态：{生物模态，符号模态，反思模态}。人的行为，第一模态是生物的，衣食住行，基本需求，基本安全，诸如此类的物质生活状况。其次是“符号模态”，包括语言、宗教和文化的其他形态。符号模态提供的是生命意义，没有人愿意浑浑噩噩地生活。故而，经济发展的通例是，当人均收入达到某一水平时，中产阶级的社会生活里自然会发生政治诉求和相应的政治抗争。我在另一篇文章里论证过，政治诉求，尤其是正义问题，只是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初级形态。我预言中国社会或迟或早将面对基本问题的高级形态，即精神生活这一维度的基本问题（汪丁丁，2012，“论中国社会基本问题”[16]）。最后，行为的第三模态是反思。尤其是生活中遇到挫折时，人必须反思，否则生活就难以继续。我认为这一框架很简单，甚至有些陈旧，但仍算是沿着行为社会科学思路的一次学术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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