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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用一种更务实、更冷静，有时也许会被人认为有点“冷酷”的眼光来看待性、爱情、婚姻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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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0月5日初稿，10月28日二稿于北大蔚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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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以“‘酷’一点”为题载于《读书》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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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trans, by Walter Kaufmann and R. J.Hollingdale, ed. by Wlater Kaufmann, Vintage Books, 1967, n. 732, p.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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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作恰当的理解，这话其实并不错。但许多人在理解这话时有两个可能相关的错误，一是将基础理解为唯一的因素，二是将基础这个隐喻作一种实体化的理解，因此基础不存在，其他也就不考虑了，这实际还是把感情作为唯一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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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4，人民出版社，1972年，页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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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德列·比尔基埃等主编：《家庭史，现代化的冲击》，袁树仁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页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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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恩格斯，同前注3，页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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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启蒙运动发现了自由也发明了规训”。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 Vintage Books, 1978, p.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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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费孝通：《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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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实是本能，并非主观的意图，因此“希望”这个词是错误的；但没有更合适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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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David M. Buss, “Sex Differences in Human Mate Preferences: Evolutionary Hypotheses Tested in 37 Cultures,” 12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 (1989); Gwen J.Broude, “Extramarital sex Norms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15 Behavior Science Research181, (1980)；均转引自，Richard A. Posner, Sex and Reas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93, n.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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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Posner，Sex and Reason，同上注，p. 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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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费孝通：《生育制度》，同前注7，页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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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经济学上的分析，参见，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业宇、陈琪译，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特别是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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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有关生物学研究的介绍，请看，Posner, Sex and Reason，同前注8，特别是第4章；经济学的论证，请看，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同前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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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另外两件是“幼年丧父”和“中年丧偶”；同样与这里讨论的问题有关。前一件表明在没有社会养育孩子体制的传统社会中，一个人幼年失去父亲（无论是死亡还是离家出走）是何等不幸。中年丧偶，无论对男子女子来说都是不幸，这里不仅有失去伴侣的痛苦，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失侣者可能都难以再婚（对于男子，可能是财力上的，对于女子，则可能有更多的禁忌），而这时抚养孩子特别需要“帮手”。而如果是从女人的角度看，这种失去伴侣的不幸则尤为深重，“孤儿寡母”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几乎就是不幸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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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参见，Posner, Sex and Reason，同前注9，页47以及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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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七出三不去”是中国古代解除婚姻的基本制度。七出者为，不顺父母、无子、淫乱、恶疾、嫉妒、多口舌和窃盗；三不去者为，有所娶无所归、同更三年丧和先贫贱后富贵。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页12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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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问曰：妻无子者，听出。未知几年无子，即合出之？答曰：律云：‘妻年五十以上无子，听立庶为长。’即是四十九以下无子，未合出之。”《唐律疏议》，（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页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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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据刘翠溶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一些家谱的研究，在1400 - 1900年间，中国人出生时的预期寿命约在35 - 40岁之间波动。Liu, Tsui-jung, The Demographic dynamics of Some Clans in the Lower Yang Tze Area, Ca 1400-1940, Academic Economic Papers,vol. 9, no. 1, 1981, pp. 152-156。同时人口学研究，中国人在1949年前后的平均生命预期也仅仅是35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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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有关的经济学论证，请看，Richard A. Posner, The Economics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9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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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比尔基埃等主编：《家庭史》，同前注4，页573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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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欧洲一些国家最为典型，各国采取了各种有利于生育的财政鼓励措施，但效用有限。而在瑞典，这种“社会不足推向了极端。在这些国家里，各种各样的补贴取代了那些本该由家庭或家庭网提供的补贴”。在教育、住房和保健方面的一些社会“计划以某种方式促使家庭的传统职能化为乌有。”比尔基埃等：《家庭史》，同前注4，页584-585。即使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从学龄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社会体制，尽管不全是，却也部分履行了“育”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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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同前注12，特别是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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