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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可参看，“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1999-200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年第6期；以及《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05]18号。有关的学术研究则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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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例如宋鱼水法官，据报道，她的调解结案率高达70%；请看，“公正的力量——记模范法官宋鱼水”（上），《人民日报》，2005年1月13日，版1；“和谐的分量——记模范法官宋鱼水”（下），《人民日报》，2005年1月14日，版2。另一位2005中国法官十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审理商事案件）副庭长钟蔚莉法官审理的案件调解撤诉率也达到70%以上。有关她的事迹，请看，“2005‘中国法官十杰’先进事迹”，《法制日报》，2006年2月27日，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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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节课题组：“关于广州中院民事调解工作的调研报告”，《广州审判》，2006年第2期，页13。由于近年来法院系统再次强调调解，2005年的调解率又上升到了31%以上。类似情况在全国各法院均出现了，这种因政策引导的调解率上升不一定反映了各地对司法和调解的真实需求，对司法的发展未必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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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这类分析研究，可参看，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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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关于这一点，可参看，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101；“社会并不相信高层法官就有高等智慧，因此社会也就不希望下层法官放弃一切独立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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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苏力：《送法下乡》，同前注8，页166；类似的例子，又请看，谢平：“浅谈法官在庭审中的语言”，《广州审判》，2006年第2期，页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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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苏力，《送法下乡》，同前注8，第2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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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例如，贺卫方：“复转军人进法院”，《南方周末》，1998年元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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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大部分人民法庭工作条件艰苦，经济不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人民法庭经费保障不足，许多法庭法官的工资不能按时发放，因此人员流失严重”。（“地方人民法庭出现人员断层”，《海南日报》，2005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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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可对比1995年7月1日施行的《法官法》与2001年6月30日修改后的《法官法》第9条第6款中有关法官学历要求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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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大学生不愿当法官，律师不愿考最高院”，《中国青年报》，2005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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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例如，云南的情况，请看，新华网云南频道8月20日雷晴的报道；湖北的情况，请看，张文显、信春鹰、孙谦主编：《司法改革报告：法律职业共同体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页129；河北的情况，请看，景汉朝：“‘冷遇’未必是件坏事儿”，《法制日报》，2000年6月19日；广东的情况，请看，曾庆春、梁锐：“法官门槛提高，断层现象日甚”，《南方周末》，2003年7月25日，版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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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1998年[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人员达75553人，2004年只有41109人，下降幅度超过40%。除法庭撤并等因素外，人员流失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京华时报》，2005年4月11日A02版）。而在广东省，“在加强人民法庭建设中，尽管人民法庭审理的案件数量大大增加了，但从2001-2005年五年来，该省人民法庭数量由1014个精简到392个”（“广东人民法庭司法能力日益增强”，《人民法院报》，2005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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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相关的分析，可参看，苏力：《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法律出版社，2004年，特别是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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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更详细的分析和讨论，请看，苏力：《送法下乡》，同前注8，特别是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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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阅读中国市场经济中的秩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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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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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能写一手不错的中文，但不了解中文语法；又假如我完全不懂英文，甚至没听说过；现在有人拿来一本据说是文笔不错的英文著作让我看，我会怎样？我会发现这些叫做字母的东西乱七八糟，不仅个头高低不一，组合也有长有短，零零落落，不像咱们的中国字，一个是一个，整整齐齐（但是，果真如此吗？请比较一下“一”、“卜”和“鬱”等字——尽管中文被称为“方块字”。因此维特根斯坦说，“不要想，只是看”）。我很难相信这些字母也有一种和中文相似的功能，其中也有秩序。也许反复观察之后，我渐渐发现这些字母拼写数量不一的词确有规律。英文中会不断出现“is”这样的组合，却从来也没有出现过——例如——“iz”的组合。我开始相信其中是有序的。这之后，在他人的指教下，我学会一些英文词的含义，开始背单词，懂得了简单的句子。我发现这些句子也可以有效表现我的感受，甚至表现了一些以前我用中文无法表述的特殊感受。这完全可能，按照语言哲学和语言人类学的研究，我们的感受在很多时候与我们的语言相联系，我们往往因为学习了一种新语言或多或少获得了某些新的感受。请想一想维特根斯坦的关于一种语言就是一种生活形式的论述。此后，我又学习了英语语法和文法，我发现英文中有非常严格的结构、规则，非常有序。不仅如此，由于学习了英文语法，我还发现中文也有类似的语法，尽管不能完全重合；我甚至发现某些中文没有严格的语法，或不合“语法”。但更进一步的学习使我理解了，中文语法或许就不可能与英文完全一致，“中文没有语法”的结论只是我由于试图把西文的文法套在中文上，而这是《马氏文通》以来的一个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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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大致是我学习英文以后对中文的感受。大约许多人学习英文也走过这样的历程，或仅仅走了前一部分历程。对英文的从无序到有序的感受转变，是一种切身的经验。然而严格说来，这种经验的改变完全不是由于那个所谓的“客观的”研究对象——中英文书籍——本身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我们自身经历了一种蜕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们经历了两个世界，但这两个经验世界都有（而并非“是”）我们的主观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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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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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我同样时常感到并抱怨中国社会中的“无序”，渴求建立一种有序。但我又时常怀疑，我今天感到的中国市场经济进程中的社会无序是否也是，或至少有一部分是，那种学习英文的经验的另一种表现？是在以心目中的某种秩序规则衡量着另一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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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说来，当代中国人头脑中至少已经有两种关于什么是社会秩序的“语法规则”。一种是先前的中国社会给予我们的，是长期的计划经济下的社会生活留给我们的；而另一套则可能是我们从阅读西方学者合理化、正当化西方社会秩序的著作，或通过其他途径（包括媒体、留学和出访等）而留在我们脑海中的关于市场经济社会秩序的语法规则。当然，更可能是这样两种印象混合产生的一种“理想的”语法规则。作为知识分子，我们也更可能用后一种关于秩序的规则来衡量中国。因此，我们有了如同当初遭遇英文时的感觉，这也不好，那也犯规，在我们的心目中是乱七八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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