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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井的“宣誓口供书”第二条在谈到自己在华任职十二年专为致力“日中亲善”外,主要说明:“……为使此次出兵不会种下日支两国民间长时间的相互怨恨,希望造成而后的亲善提携,我特别要求部下彻底贯彻这一精神,遂在出兵之际作出如下训示:一、上海附近的战斗专为勘定向我挑战之敌军,对支那官民则尽力宣抚爱护;二、注意不累及各国居留民及军队,与各国官员及军队密切联系以期免于误解。”在第三条“上海附近的战斗状况”中说:上海战时“我屡屡命部下保护、爱抚支那良民,尊重外国权益。其一例是南市附近的战斗按我之命令,因此南市没有蒙害结束了战斗。”在第五条“南京占领之际的处置及所谓南京掠夺暴行事件”中说,“我于攻略南京之际,基于我国政府的一贯方针,努力将战争限于一般的战斗范围,且依我多年怀抱的日支提携、共荣的信念,尽可能不使本战斗陷于全面的国民争斗,因此要求细心的注意。”“为达到上述目的我特别命令要肃正军纪风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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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井石根这一强调军风纪的陈述,得到了辩方的一致“证明”,如饭沼守说“松井大将屡屡训示全军将士杜绝不法行为”;第十军法务部长小川关治郎说:“松井司令官要求严守军纪、风纪,为了保护支那良民和外国权益,还要求严格适用法”。由于饭沼守和小川关治郎等人情况特殊,饭沼守说有些“训词”的下达是他亲口所传(如12月4日),小川关治郎的职司就是军风纪,所以若非找到有力的内证,很难作出有实质意义的驳斥,东京审判检方未加辩驳当是没有这样的证据而难以辩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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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翻开这几位当事人的日记,让人意外发现这些事发时的记录恰似为他们在东京审判所作证词预备的反证。检查松井石根的日记,无论在淞沪战役期间还是攻打南京的整个过程中,都没有所谓“命令要肃正军纪风纪”的记录。不仅松井日记未见,在《饭沼守日记》8月15日至12月17日期间也看不到任何松井要求注意军风纪的记录。一般来说,有没有记录和是不是事实并不能简单画上等号——如果日记只是粗记大略,而某事又无关紧要,不记的可能不能排除。松井石根和饭沼守的日记的不同在于两份日记都十分详尽,而且关键是松井和饭沼——其他被告方证人也同样——都说这些“训词”为松井着意强调,有关的记录不可能完全“遗漏”。所以日记未载只能说明他们在东京审判所作的证明不是实情。饭沼日记和松井日记始及军风纪都在12月18日,亦即日军进入南京后的表现通过西方媒体和在华特别是在宁西方人士的抗议使日本最高军政当局感到了压力之后。两者的不约而同从反面也可以证明迄至12月17日为止松井石根没有下达过所谓“肃正军纪风纪”的“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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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松井石根和饭沼守是有意混淆,小川关治郎的证词则完全是凭空编造(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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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松井石根有没有和中国政府“全面合作交涉”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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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誓口供书”第六条“占领南京后的行动”说,他“认为有和蒋介石政府全面合作交涉之必要,在促使上海附近的支那要人一起尽力的同时,还特别派人去福建和广东与陈毅和宋子文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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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井石根这一自述有没有可能,通过前文引述的松井攻占南京、推翻中国政府的不断诉求,已可下一判断。虽然松井在“宣誓口供书”中所说“合作交涉”系于占领南京之后,从上引松井的一贯主张也足见为不实。这里不妨再检查一下日军占领南京后松井的日记,看一下松井当时是否确有不同考虑。12月30、31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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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日会李泽一、陈中孚、萱野等,指示今后谋略,听取其意见。据说上海和平运动渐趋成熟,近来声势得以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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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近期去香港,和宋子文等联络,以探察国民政府今后的动向。告其宋子文利用可,参与新政权则不可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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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陈之言,在汉口的居正之妻来沪,了解我方的意向。大体告以目前除了防共、(提倡)亚细亚主义外没有特别的要求。另,居正和国民政府一部分人,希望以蒋下野为前提,和日本和平交涉。告其彼等组织新政权的先决条件是蒋下野后解散现在的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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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日日记页边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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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宗尧作为唐绍仪的代表来访,说蒋无论如何必须下野外游(指去国外——引者),两广(广东、广西)独立必须切断与英国的关系,同意其说。温来春即承唐之意去广东,我方亦派和知大佐前往协助。我军拟攻击广东,是以需做两广工作。此事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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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月2日记中支那方面军参谋长塚田攻自东京归来的报告及松井石根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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塚田参谋长自东京归来。据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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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军(指方面军——引者)的作战,参谋本部极其消极,不欲扩大今后的作战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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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今后的善后措置,政府尚未有任何决意。抑或还是属意于与国民政府妥协或希望建立新政权,至今仍无腹案,让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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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军的谋略无甚热情,自然也没有同意我希望派遣人员的建议。尤其对我直接给大臣的信函不作回复,而让塚田少将与次官交涉。其优柔寡断让人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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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政府看清此际的国民政府是今后作战和谋略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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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4日记松井石根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外务省情报部长河相达夫讨论“时局的善后”,第一条就是“政府须以某种形式声明否定国民政府”。次日松井又召陆海军幕僚和战争爆发后来华和中方进行私下交涉的船津辰一郎(公开身份为“在华纺织同业会”理事长,后为“大道政府”顾问),传达前日讨论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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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6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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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宗尧来访,商量两广独立运动。温八日由上海出发去香港和当地的同志协议。和其约定,我方派和地(知)大佐,若可能,再派中井中佐前往香港,以便协助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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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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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与大使馆和海军联络的结果,(获知)此际我政府已决定否认国民政府。我们一致认为以某种形式向内外发表声明,对今后作战和谋略至关重要。将此意见向大臣和总长提出,同时让海军和大使馆各自上书。又托人事局长递交私信给近卫首相、广田外相、杉山陆相三人。信中提及有关伴随上述大方针的今后作战及任务、作为实行机关在上海设立由我统辖的特别机关、网罗海(军)外(务)大藏及商工等省人员、研究今后军事政治经济诸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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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日记在页边还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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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十师团联络,为占领徐州附近陇海铁路、切断盐运及在浙江今后扩大政权的范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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