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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约翰·A·威尔逊（John A. Wilson），《埃及要旨》（The Burden of Egyp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aago Press，1951），芝加哥大学1951年版，第49—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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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丹尼尔·H·H·英格尔斯（Daniel H. H. Ingalls）：《古代印度的权威与法律》，引自《古代东方的权威与法律》（“Authority and Law in the Ancient Orient”），Supplement to Journal of theAmerican Oriental Sociey, No. 17, July—Sept.1954，引文取自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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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在该书中，一名雅典人问他的伙伴：“你们的法律制度是来自上帝还是来自人类？”那位克里特人回答说：“来自上帝。我们当然地要把法律的产生归功于宙斯，而在我们朋友居住的斯巴达那儿，法律则是由阿波罗带给人类的。”引自J·沃尔特·琼斯（J.Walter Jones）《希腊法律与法律思想》（The Law and Legal Theory of the Greeks，Oxford：Clarendon Press，1956），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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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西塞罗，De legibus，第二章第四节；克林顿·沃克·凯斯（Clinton Walker Keyes）所译Delegibus（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and London，1948 reprint），第381页。另：罗布森意译本，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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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罗布森：《布莱克斯通〈英国法释义〉文摘》，第47—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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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参见E·A·斯派泽（E. A. Speiser）《早期法律与文明》（“Early Law and Civilization”），Canadian Bar Review，Oct. 1953，第863—867页，引文出自第873、8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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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对于这一问题，何四维在《汉律辑存》卷一（Remnants of Han Law, I, 30—31）及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Science and Civilisation,Ⅱ，London and New York，1956，pp.229 and 550—552）中有所探讨；李约瑟对于“法”的不同含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见第229、544页等处）。还可参见本书第一篇第二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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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见卜德博士，《古代中国的传说》（“Mythsof Ancient China”），载塞缪尔·N·克拉默，《古代世界的神话》（Mythologies of the Ancient World，New York：Doubleday Anchor Books，and Chicago：Quadrangle Books，1961），第369—408页，着重参见第372—3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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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关于中国法律与宇宙秩序的关系，我们将在本书第一篇第一章第十一节、第六章第三节末尾及附录6中进一步讨论。在这里应该提及的是，早期文献记载了皋陶这位传说中的司法官。乍看起来，对于上文所述敌视法律的态度，皋陶似乎并不赞同。然而，进一步的考察表明，关于皋陶的传说与实际的成文法是否存在联系，这一点值得怀疑。参见附录5：“皋陶与早期中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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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关于这一材料的翻译件，可参见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所译《尚书》（“The Book of Documents”），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1950，22∶74。另一译本，可参见理雅各（James Legge）所译《中国古典》（The Chinese Classics，5 vols，Hong Kong，1960），Ⅲ，第591—593页。引述《吕刑》的著作是《墨子》（墨子是一名哲学家，生活于公元前479年至公元前381年的某一段时间，该书由其门徒所编辑）；梅贻宝所译《墨子的伦理、政治著作》（The Ethical and Political Works of Motse，London：Arthur Probsthain），1929，第45—46、5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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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根据关于这一传说的其他资料，上帝开天辟地，将天地分开，从而使人类生活于其中；上帝并没有根绝三苗，而是罚其迁往世界的最西北角；同时，还保留三苗原有的翅膀，但他们却再也不能飞了。参见卜德《古代中国的传说》，第389—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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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商君书·君臣第二十三》（该书为公元前3世纪的作品，属法家著作）；译本见戴闻达（J. J. L. Duyvendak），《商君书》（The Book of Lord Shang, London, 1928），第314—315页，此处引述稍有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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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淮南子》（The Master of Huai-nan），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Huai-nan’s Great and Illustious Composition With Collected Commentaries，上海，1933年）。该书具有折中主义哲学特征，是由一批依附于淮南王刘安（死于公元前122年）的学者们编纂的。此处所摘引的章节代表法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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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班固，《汉书》卷二三《刑法志》；虽然此处称圣人“通天地之心”，但实际上他们是以自己的智慧指导其行为，并没有获得神的启示。中国人通常将其文明的形成归功于古代圣人的智慧，而不认为是由于获得神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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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考察这一发展过程，可参见卜德博士，《中国的封建主义》（“Feudalism in China”），载拉什顿·库尔鲍（Rushton Coulborn）编，《历史上的封建主义》（Feudalism in Histor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6），第49—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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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该信被保存在《左传》（很可能编纂于公元前3世纪）一书中。英译本见理雅各的《中国古典》。公元前513年秦国公布刑法时，孔子也提出与此极为相似的批评意见。见《中国古典》第7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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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关于儒家观点的这一转变，瞿同祖在其《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一书中做了详细讨论，参见该书第六章第三节：“法律的儒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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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尤其可以参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第519、530—532、5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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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瞿同祖在其《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中特别强调了这一观点。参见该书第230页及注释11中关于“礼”的杰出论述。还可参见该书第六章“儒家与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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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白乐日的附录9中，也有几段这样的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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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语，载《论语·颜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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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孔子语，载《论语·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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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老子》，第五十七章。传统观点认为，老子与孔子是同时代人，老子年长于孔子。但今天的大多数学者认为，《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晚期或公元前3世纪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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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孟子（约公元前371—公元前289）语，载《孟子·离娄上》。此处孟子是引述当时的一句格言。这一段以及以下几段引语都产生于法律将得到广泛适用的时代。尽管他们勉强地接受法律，但他们仍强调：在统治方式上，法律的作用是辅助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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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荀子（约公元前298—公元前238）语，载《荀子》第九章；英译本见德效骞（H. H. Dubs）的《荀子》（The Works of Hsüntze，London：Arthur Probsthain，1928），第123页。该书第十四章又重述了这一段（德效骞译本未译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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