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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参见徐道麟，《中国法制史览略》，第95—98页。徐道麟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沈家本的评论：《明律目笺》，载《沈寄簃先生遗书》，第774—8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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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这一观点的提出者是薛允升。参见他的著作《读例存疑》，北京，1905年。对于这一部著作，我们将在下面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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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见《历代刑法志》，第572—5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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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明史·刑法志》载为249条，有误。正如徐道麟所说，1500年《问刑条例》第一次编成之时，即已有297条；至1549年，例条数不可能少于29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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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关于这一数字，可参见沈家本《雍正律刻本跋》，载《沈寄簃先生遗书》，第996—9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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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除专门说明以外，关于该法典以及本节所提到的清代其他法典的内容，可参见《清史稿·刑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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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这一数字采自《清史稿·刑法志》。沈家本在《雍正律刻本跋》中称第二类例为299条，故总数为82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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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清史稿·刑法志》载：乾隆时期（1736—1795）共编例“八九次”。自1801—1863年的62年间，编例次数不少于15次，其具体年代为：1801，1806，1814，1820，1821，1825，1826，1830，1839，1840，1841，1845，1846，1852，1863年。参见梁启超，《中国成文法的变迁及沿革》，台北，1957年，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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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见《清史稿·刑法志》，第32页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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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感谢莱顿大学的冯·德·沃尔克教授，是他首先提醒我应重视薛允升的这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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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参见薛允升《读例存疑》，39：7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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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清史稿·刑法志》没有提及“总注”的正式颁行时间，但薛允升在《读例存疑》中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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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见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杨氏在该书中列出明代私注本14种。沈家本《律令》中也列举类似的书目，见《沈寄簃先生遗书》，第489—4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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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进一步的情况，可参见沈家本，《〈广汇全书〉跋》，载《沈寄簃先生遗书》，第9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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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一部是姚雨芗所编《大清律例会通新纂》（北京，1873年；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年重印，5卷本，连续页码），另一部是姚润等编《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18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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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斯道顿的译本：Ta Tsing Leu Lee（London，1810年）；菲拉斯特的译本：Le Co de Co de an na mi te, t ra dui t s pour la p re mi ère foi s; nou-ve l le t ra du c tion co m p lè te, co m p renan t: de no m b reu se s an no ta tion s e x t raie s de s Co m men tai re s Le s co m men tai re s o f fi cie l s du,du Code chinois…（2卷本，Paris，1876年）；布莱的译本：Manuel du code chinois（上海，19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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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我们应再次感谢莱顿大学的冯·德·沃尔克教授，是他提醒我们注意菲拉斯特译本的重要性（1967年本书付印时，菲拉斯特《大清律例》译本第2版也在台湾成文出版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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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根据斯道顿为《大清律例》所编的序号，布莱译本删去下列律条：28—29，34，40—41，43—44，46，51，68—70，85，156，161，216，226，228—232，235，237，241，244，246—247，253，279—281，286，307—308，326，342—343，362—363，377，391—393，397，400，402—403，405—408，410，414—415，417—419，421—423，427—428，430。这些被删去的律条中，有些不太重要，但也有一些重要的律条。例如，关于类推规定的第44条。特别是“捕亡”和“断狱”两篇中所删去的20条，尤其重要。研究清朝司法机关的具体功能，这20条属于必读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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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布莱译本将《大清律例》中的律和例编为1738条，其中包括一些布莱本人所作的评注。原书首卷的“诸图”在译本中仍居律例正文之前，但未被编入序号之列。因此，参阅“诸图”时，只能标明该图所在页码。《大清律例》中文原本没有序号，故清代官吏援引律例时，从不提律例序号，而只是说明所引律例的所属部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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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的法律 第三章 刑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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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五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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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代至近代，中国人皆使用“五刑”一词来表示他们所实行的主要刑罚种类。初见这一数字，使我们联想到，在中国很多事物都与“五”相联系（五色、五声、五味、五方等），甚至整个政治——宇宙体系均由“五行”（“五种元素”）所决定。但是，关于“五刑”与“五行”的相互关系，在中国早期文献中一直没有述及。第一次提到这种关系，可能是在公元前1世纪。“五刑”一词有可能在“五行”一词产生之前即已问世，甚至有可能在公元前6世纪最早的成文“法典”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根据古代传说，早在公元前23世纪，三苗就创建了“五刑”制度，当时人们称其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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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代的更替，“五刑”一词所含内容发生了重要变化。在前帝国时期，“五刑”专指五种肉刑：墨、劓、剕、宫、大辟。在汉代，刑罚普遍被减轻。公元前167年，皇帝发布诏令，废止墨、劓及斩趾刑。宫刑曾被废止，但不久又复用；直到公元2世纪，宫刑才最终被废止。总之，在汉代，除了死刑及鞭打刑之外，所有的肉刑都被取消，代之以不同形式的苦役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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