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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向：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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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向：福建省、江西省、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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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向：甘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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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向：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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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烟瘴（四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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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西省（未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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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我们以保定府为例，列出了军流刑五等次的流放地点。尽管省略了府、县名称，我们仍然能看出其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三流道里表》的对应部分。透过这两份道里表，我们似乎看到在中国各条大路上，一批批刑事犯正艰难跋涉，朝着流放地点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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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流刑制度的实行，也引起一些难题。例如，保定府被判烟瘴军流刑的犯人应被流至广东省，但如果广东人被判处烟瘴军流刑时，应流往何处呢？难道能就地流放吗？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再查看《五军道里表》。以南雄州为例。对于保定府来说，广东省南雄州是烟瘴军流刑服刑地之一（在广东省境内，共有四个地点作为保定府烟瘴军流刑犯的流放终点），但对于南雄州来说，其烟瘴军流刑犯的流放终点则位于云南省，具体地点在何府何县，由云南总督确定。[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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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军流刑的各种术语较为生僻，有时还显得不合时宜（比如，《五军道里表》中所列的某些“烟瘴”地，至19世纪可能就不再是“烟瘴”之地了），但这些术语本身并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沈家本提出：虽然清代沿用了明代军流刑的术语，但实际上，清代的军流刑已不再具有“军事”意义。他将明、清两代军流刑制度的差异概括如下[18]：第一，明代执行军流刑，被刑者应发往军事设施——卫所；但在清代，卫所制被取消，因而不存在卫所，这样，军流刑与普通流刑之间不再有实质意义的差别。第二，在明代，最初设军流刑的目的在于针对军人犯罪；但到清代时，普通民众也可以被判处军流刑。第三，明代军流刑的等次不甚明确，其道里远近也未确定；而在清代，军流刑等次确定为五等，1725年进一步具体规定了各等次的道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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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家本接着指出了清代军流刑制度中互相矛盾的地方：表面上看，军流刑重于流刑；但实际上，在流放距离方面，军流刑前三个等次（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与普通流刑的三个等次相同。也就是说，以流放距离为轻重标准，军流刑前两个等次（附近：二千里；近边：二千五百里）比普通流刑第三等次（流三千里）要轻。另外，名为军流刑，但对于所有军流刑案的审判，均由地方司法机关进行，而不是由军事机关进行，与普通流刑案的审判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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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无论是军流刑还是普通流刑，都不过是将犯人在中国国内由此一省迁移至彼一省。真正的流放应是将犯人流出国境，而在这一意义上，只有“发遣”才能算得上真正的流刑。清代创设发遣刑，并以其作为仅次于死刑的一项重刑。被判处发遣刑者，被送给边疆地区旗人官兵或非汉人的官兵为奴，这些地区主要包括满人居住地北部（黑龙江流域）以及中国西部的新疆，尤其是伊犁地区。从本章后半部分以及本书所收的一个案例（第93.1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管理被发送至黑龙江流域及新疆地区的发遣刑犯方面，有关军事机关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清朝前期，所有发遣刑犯皆被发送至黑龙江流域；18世纪新疆被征服之后，也接受一些发遣刑犯。18世纪中叶，中国西北部发生穆斯林大起义，去新疆的道路受阻，因此，黑龙江流域再次成为接受发遣刑犯的唯一地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大起义被镇压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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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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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581—583年隋朝《开皇律》颁布以后，死刑的法定等次一直为绞与斩，其中，斩刑重于绞刑。阿拉巴斯特这样描述绞刑的执行程序[19]：“行刑者将罪犯摔倒在地，脸部向上；然后跨坐在罪犯身上，并将一根绳索环绕在罪犯的脖子上，最后，尽可能快地——虽然实际上很慢——勒绞罪犯。如果行刑者行刑技术不熟练，那么，绞死罪犯的时间肯定会比垂梁上吊致死的时间还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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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井田升在其所著《中国法律史研究》一书中说，上述绞刑行刑方法并不是唯一的方法。《中国法律史研究》收入一些图片，其中有一幅中国版画复制品。在这幅画上，罪犯被绑在一根木柱上，行刑者站立在其身后。在另外一幅图片上，两名行刑者分立罪犯两边，将一根环绕在罪犯脖颈上的绳索分别向两个方向使劲拉拽。[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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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斩刑的行刑程序，阿拉巴斯特在《中国刑法释注》中这样写道：“执行斩刑时，罪犯双手被捆在身后，并跪在行刑场地。一名行刑助手抓住捆绑罪犯双手的绳子，并将罪犯使劲按住；另一名行刑助手抓住罪犯的辫子，使其头低伸向前，刽子手挥动大刀，‘咔嚓’一声，罪犯就身首异处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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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起来，绞刑的行刑时间较长，因而受刑者所受的痛苦也更多一些。而斩刑的行刑则较为利落，受刑者所受的痛苦也较少。但为什么在死刑等次上，绞刑反而轻于斩刑。这与中国社会流行的社会宗教观有关系。中国人注重子女对父母的孝顺。而孝道的原则之一是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也”，自己的身体并不是自己的财产，而是父母给我们的；因而自己的身体受到损伤，就构成对父母的不孝。而在死刑等次中，绞刑的执行，并不断裂肢体，能保留一个完整的尸体，因此它属于较轻的等次。另外，中国人还认为，尸体是否完整，决定了原来附于该身体的灵魂是否继续有居留场所。从这一意义上看，绞刑也轻于斩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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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第一节的简表注明：绞刑与斩刑各自又分为两种——立决与监候。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讨论。简单地说：“绞立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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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斩立决”是表示该项刑罚已确定，必须立即执行。相反，“绞监候”与“斩监候”则是表示：该项刑罚暂缓执行；在每年早秋于北京举行的秋审时，再进一步考虑对原判“绞监候”与“斩监候”刑是执行绞刑与斩刑，还是改判其他较轻的刑罚（通常改判流刑或军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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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刑与斩刑是死刑的法定标准等次。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最为残酷的死刑等次，即“凌迟”。适用“凌迟”刑的，仅限于叛逆罪及极少数重大犯罪，例如：杀祖父母、父母；采生折割人；杀一家三口以上或属于“十恶”范围的其他犯罪。阿拉巴斯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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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刑者两臂平伸，被绑成一个十字。刽子手用刀在受刑者身上割下一块一块的肉；每一刀割下，都使受刑者极其痛苦，但又不至于当下毙命：直到受刑者身上千疮百孔，面目全非。……凌迟刑……给受刑者带来的痛苦和折磨并不比拷打更甚，但它却毁弃了犯罪人当下的和未来的生命——不仅剥夺了受刑者的生命，而且也使受刑者的灵魂不再有居所。……因为灵魂的出现，必须附着于先前的肉体躯壳；而现在的受刑者，只是一个由小块肉、骨组成的集合体。凌迟刑并不是一种使犯人缓慢致死的死刑，自行刑开始，犯人在几秒钟之内即已毙命。致其于死地的一刀，通常是执行凌迟刑的第三刀。……总之，虽然凌迟刑是残忍的，也是令人作呕的，但它与在英格兰不太久以前还实施的半吊绞死（half-hanging）、剖腹、四肢裂解等死刑相比，并没有给受刑者造成更多的痛苦。[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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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家本提出：由于法典没有具体规定凌迟刑的行刑顺序，因此，各地的刽子手们都将执行凌迟刑视作一项专门技术，秘而不宣，只是私相传授。对此，沈家本举例说，即使在像北京和保定如此邻近的两个地方，在执行凌迟刑方面，也方法各异。但沈家本又说，一般情况下，执行凌迟刑时，刽子手总要对被刑者大砍“八刀”。这八刀所砍的部分包括：脸、双臂、双脚、胸、腹及最后一刀——砍下头颅。[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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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井田升更详细地考析了凌迟刑的执行方法。他认为，沈家本所说的大砍“八刀”，只是指执行凌迟刑全过程中比较重要的几刀，实际所砍的刀数常常多达24刀、36刀、72刀，甚至达到120刀。仁井田升所收集的几幅描绘执行凌迟刑残酷场景的版画中，有一幅情形如下：受刑者被捆绑在柱子上，呈十字形；地上有三块受刑者的肢体，鲜血淋漓；刽子手正费力地将受刑者的第四节肢体砍下。明代有一起极为残酷的凌迟刑执行例。宫廷太监刘瑾横行霸道，耍政治阴谋，招人嫉恨。1510年，刘瑾因此受报复，被处凌迟刑。执行此凌迟刑时，刘瑾的身体被割成无数小块，据仁井田升的统计，被割次数不少于4700次，而且每割一刀，同时鞭打一次。[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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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迟作为一种死刑的执行方法，很可能是“蛮族”部落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史料记载，在公元907—1123年统治中国北部的辽代，生活着一些通古斯人部落群体，最早的凌迟刑即从通古斯人部落中产生。而通古斯人正是建立清帝国的满族人的先祖。据关于辽代历史的典籍记载，辽代统治时期，境内至少发生过六次反对中央政府的暴乱，最后，暴乱的首领都被凌迟处死。[25]显然，这种刑罚从辽传到了当时在南方的宋帝国，在宋的历史文献里，1028、1075年及后来一段时间，先后出现过数次关于凌迟刑的记录。[26]凌迟刑作为死刑的法外等次，在宋代不过偶然被采用。只是在元代和明代，凌迟刑才被合法化。清承明制，也保留了凌迟刑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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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迟”是一个语言学上很特别的术语，而“凌迟”刑源于辽人这一事实有力地表明，这个词是从辽人的语言中借来的。沈家本试图将作为刑罚手段的“凌迟”与古代“陵迟”一词相联系（在中文里，“凌”与“陵”的写法稍有区别），但其解释难以令人信服。[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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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附设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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