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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理雅各译本，载《中国古典》第五册，Ⅲ，第6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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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有一个例外：清人方苞（1668—1749）曾作《狱中杂记》，详细记载了他在北京某监狱中的恐怖经历。参见韦利（Authur Waley）：Yüan Mei，London：Allen and Uuwin，1956，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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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很多有价值的材料已被仁井田升所收集。在他所著的《刑法》第615—675页中，列有他从戏剧、小说及其他文献中汇集的有关拷讯、监禁刑具、监狱、刺字等方面的材料。但很奇怪，仁井田升的考察研究忽略了有关徒刑、流刑及充军刑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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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该文载《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上海，1861年3月30日，55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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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参见瞿同祖，《清朝的地方政府》，第2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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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该文载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3∶293—301，1859年12月号。该文所用材料，部分来自驻新疆西部的伊犁将军上报皇帝的奏折，在这些奏折中，伊犁将军请求皇帝不要再把囚犯流放至这块遥远的地区。该文的大部分材料似乎来自作者本人在中国中部的浙江省，尤其是在重要的港口城市——宁波的亲身见闻。这使得作者能够根据在这一特定地区所获得的广泛材料，概括出自己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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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说，军流刑犯人的实际情况并不是这么简单。因为某一府的军流刑犯人，他们有可能被送往好几个地方，而不是一个固定的地方，这些地方经常是分布于不同的省份。然而，玛高温关于同一流放地的犯人大都来自同一地区这一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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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主要可参见密妥士的长篇巨著（该书至今仍值得一读）《中国人及其反叛者》（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 , London, 1856；Reprinted, Staford, Calif.,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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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参见邓嗣禹，《西方考试制度所受中国的影响》（“Chinese Influence on the Western Examination System”），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7∶267—312，19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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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见《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6∶54—58，18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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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这种迷信观念是现实主义短篇小说《药》的基础，该小说的作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作家——鲁迅（1881—1936）。小说描写一对夫妇竭尽全力挽救患结核病的小儿子，他们从专门在刑场收集人血的人那儿获得蘸血的馒头，并让他们患病的儿子吃下这种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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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在论述上述变革时所常常援引的梅耶的《中国近代刑法导论》（Introduction of Modern Criminal Law in China）一书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从该书中我们所选择介绍的上述三种见闻更是该书中的精华，因为它们基本具备准确性、客观性及记载的详实性。19世纪关于中国的大量论著中，约翰·亨利·格雷（John Henry Gray）的《中国：法律、风俗与习惯的历史》（China: A History of the Laws,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People，2 Vols., London，1878）一书关于司法程序及刑罚的描述尤为出色。这一研究中很多精彩的论断都以作者的亲身感受为根据，但同时，它也有一些错误和不足。第一批记述中国监狱和司法程序的欧洲人有：葡萄牙商人伯来拉（Galeote Pereira），基于他1549—1552年间在中国华南的经历，大部分时间他被囚禁在中国监狱里；葡萄牙人克路士（Friar Gaspar da Gruz），主要基于伯来拉的记述，部分基于1556年他个人在中国广东的短暂经历；二人的记述虽然简短，但包含了许多准确的观察，也展现了惊人的客观。C·R·博克舍，主编，《十六世纪中国华南行纪》，第17—25页以及第175—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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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的法律 [:1702695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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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的法律 第四章 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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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上诉制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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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以设在北京的清帝国的刑部为中心展开论述。本书所收集的190个案件都来自刑部，因此，详细了解刑部的机构及工作程序，有助于我们对这些案件的深入分析。首先，我们来看看各类案件如何由地方司法机关转到刑部。本书第一章曾就中国法律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过讨论，其中某些观点有助于对案件上转刑部的程序进行分析。这些观点包括：中华帝国的司法体制如同其政治体制一样，具有高度集权化特点；没有私人法律职业者；所有的案件最初都由基层行政机构——州或县处理（在京城及边疆除外），而州、县长官很少经过专门的法律训练，他们处理各类案件，只是将其作为一种行政事务来对待；州、县官未受法律训练，因此，他们不得不私下雇用一些通晓法律的人帮助他们；按照法律规定，除了轻微案件，州、县应将所处理的案件报上级机构，某些案件要一直上报给皇帝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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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前期（本书所辑案件多发生于这一时期），帝国的统治机构分为四级。这四级机构包括（为简明起见，某些不重要的行政机构于此省略）：第一级，大约1300个县和150个州。第二级，180个左右的府。第三级，18个省；每一个省皆设有一个行政长官——巡抚，也设有级别较高的总督，或者同时设巡抚和总督（有些总督兼管两个省，而每一个省都有自己的巡抚）。另外，在东北的三个省，每一省设一名军事长官；在帝国版图北部和西北部的边疆地区，也各设一名军事长官，统领当地的一切事务。第四级，设在北京的帝国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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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政统治机构内部，实行高度集权化的统辖原则。所有的官吏，包括品级最低的县级官吏，都同属于一个行政系统；对于这些官吏的任命权及控制权，均由北京的中央政府掌握。政府定期举行县级、省级及全国性的科举考试，大多数官吏都是通过各级考试而取得官吏身份的。科举考试向社会公开，所有受过教育的成年男子均可参加考试。[2]考试的内容主要限于人文学和孔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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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吏的品位分作九个等级，号称九品。每一个品位又分作两个等次，故总共有十八个等次的官位。每一品位的官员享有固定的俸禄，同时，还附有固定的穿戴服式。官员在供职期间的所有行为，都由上级机关详细记载，并细心地区分其政绩和劣迹。这些记载官员政绩的文字档案直接决定了该官员职位的升降。劣迹多者，将受到相应的处罚，包括一定期间内停止俸禄，降低原有品位；劣迹昭著者，还可能被革除官爵，削职为民。关于这一官僚体制，历来多有溢美之词。一般认为，这一官僚体制的历史发端可上溯至公元前221年秦帝国建立之时，甚至还要更早些。对于这一官僚体制的主要缺陷，我们在前一章第十一节已提及，那就是，它为各级官员所提供的俸禄严重不足，从而迫使大多数官员，包括那些正直的官员不得不通过其他渠道搜刮钱财，以补生活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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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法体制方面，除了轻微案件，所有较大的案件都必须逐级上报；另一方面，民众个人不服判决，还可以直接向上级机关申诉。根据常规，对于案件的侦查及初审，都由州、县衙门主持。但是，由州、县官做出终审判决并执行刑罚的，只限于处以笞、杖刑的案子。州、县官还必须将这些由他们直接处理的笞、杖刑案件定期汇总上报。对于笞、杖刑以上的案件，州、县官经过初审后，只能做出一个建议性的处理意见，再上报府。在司法体制上，府只起到将州、县报来的案件转报到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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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由州、县经府上报至省，由省一级专门执掌司法权的按察使受理。省一级的最高机构一般有3—4个，按察使司属于其中之一。按察使的地位较总督和巡抚要低，但从职能上说，按察使分管司法，直接向设在北京的刑部负责。案件转移到按察使司，同时，案件中的被告及证人也从案件原发生地解到省城。如果案件经按察使审理后仍不能断案而需上报刑部的，当事人也应一同解送京城。但实际上，由于路途遥远，解送当事人进京的情况发生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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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察使对案件的处理意见，须经总督或巡抚的批准。总督或巡抚将这些案件及处理意见汇集，定期向刑部报告。所有更严重的案件，包括虽然只可能处以徒刑但涉及杀人的案件，总督或巡抚应在接到案件及处理意见之后，随即向刑部转报。对于各省转来的案件，刑部经再次审理，做出最后判决。但对于死刑案件，刑部在做出判决后，还需上报“三法司”，再由“三法司”上呈皇帝，由皇帝本人批准，此时，该死刑判决才正式生效。整个司法体制的运作状况，可以归纳为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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