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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七，《户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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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道御史奏称：各关出差官员携带家眷，多随奴仆，任所置优买妾；任满回部，未经考核，擅买田庄市宅，生息放债，交该部治罪。衙役人等私自赴京，长接及缺额借口题请展限者，亦交该部治罪等语，查各例均无专条罪名，似应酌定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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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此条例文系因虑恐各关出差官员侵盗挪移税课钱粮而设。遇有此类案件，自应究明有关侵盗挪移情弊，临时分别轻重科断。若必预定罪名，转恐徒滋窒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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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该御史奏请酌定之处，请毋庸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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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弃毁器物、稼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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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道光十三年（1833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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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增刑案汇览》卷三，《户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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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督咨：周子焘系考职人员，因挟邓发先不允借钱之嫌，辄将其过水灌田石俱堤埂打毁，实属恃符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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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邓发先石俱堤埂系在堰塘之外。该犯将其打毁，并未损及堰塘，与“故决陂塘”不同。［《大清律例·工律·盗决河防》律规定：故决河防者，杖一百，徒三年。注意：法律在这里重点保护的是公共安全，而不是私人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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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比照“毁损人房屋、墙垣之类，计修造工钱坐赃”论［这条律文后面还规定，案犯还必须承担修复工程的费用］，按邓发先修砌工费合银一百六十两折半科罪八十两，应杖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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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比照适用原律而不是直接适用该律，因为该律是针对毁损他人的房屋、墙垣等行为，而本案被告则是毁损他人灌溉水渠。“赃”一词指一般意义上的非法收入。《大清律例·刑律·坐赃致罪》律详细规定了“赃”的含义，本案中的“修砌工费”可属于赃的范围。与普通贿赂（指给予官吏或官府中其他人一定的钱财以要求其做或不做某件事）不同，赃是指那些由官吏经手并被其剋留的钱财。“坐赃致罪”律举了一个例子：官吏将盗窃案中的被盗财物扣留而没有将其返还原主。该律还列出了一个对于不同数量的赃罪给予不同刑罚的表格。在对照使用该表格之前，先应将赃的实际数量折半；再用这折半后的数查表，确定相应的刑罚。例如，该表所列最轻的刑罚是笞二十，赃数在一两以下处以此刑。由于这“一两”的数字是实际赃数的“折半”，故笞二十的刑罚实际上是针对受赃二两的犯罪。同样，该表所列最重刑是杖一百、徒三年，赃数在四百两或四百两以上的犯罪处以此刑；根据折半计算的方法，其实际所指的犯罪是赃数为八百两或八百两以上。本案被告被处杖一百刑，即以此赃数与刑罚的对照表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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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部在考虑对本案的处理时，在引用“坐赃致罪”律之前，曾提出不适用“盗决河防”律。根据“盗决河防”律，故意挖断（官府所修的）河堤者，处杖一百、徒三年之刑。但是非常奇怪，刑部忽略了同一条律中的下一条规定：故意挖断私人所有的河堤塘埂者，减挖断官堤者二等处罚（杖八十，徒二年）。为什么刑部不采用与本案情节更相符合的这一规定，而是比照适用与案情相距较远的“坐赃致罪”律，从而使对被告的处罚被减至杖一百？是不是因为根据“坐赃致罪”律，被告还必须偿还一百六十两银子的“修砌工费”？但“盗决河防”律却根本未提及偿还损失一事，这一点也非常令人费解。或者，刑部这样处理本案，是因为存在其他一些未曾明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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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擅食田园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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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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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七，《户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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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抚题邓玉书殴死温水子一案，奉谕：或照斗杀，或改擅杀，交馆查明，划一办理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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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定，斗杀人应得绞监候刑。《大清律例》中，无论律还是例，都没有专门规定“擅杀”罪及其应得刑罚，但在谈到“擅伤”行为时，多次提及“擅杀”。帝国时期的法律对于个人直接杀死罪犯，区别以下两种情况，分别对待：第一，激于义愤，或情况急迫，登时杀死罪犯。在这种案件中，对行为人的刑罚非常轻，有时则不罚。第二，罪犯犯罪行为实施以后，蓄意将罪犯杀死，即并非在罪犯犯罪行为实施当时，将其杀死，此即构成“擅杀”，通常要受处罚——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也不处罚。在量刑方面，这种擅杀与斗杀相同，都是绞监候。关于个人擅自杀死罪犯，比如以下一些情况：罪犯于夜间无故潜入人家，被该家家主登时杀死，免罚；但如果夜入者已被抓住，家主这时将其打死，即为“擅杀”，法律规定，该家主应得杖一百、徒三年之刑。妻妾被他人强奸，本夫在强奸场所亲自发现，登时杀死该强奸犯，本夫无罪；但若已将该强奸犯抓获，再将他杀死，则为“擅杀”，本夫应处绞监候刑。追捕罪犯时，因罪犯拒捕而将其杀死，捕者无罪；若罪犯已被抓获，或罪犯并不拒捕，捕者将其杀死，即构成犯罪，捕者以斗杀罪论处。这一类条款还有一些，尤其是在涉及通奸、强奸、拒捕的规定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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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查，本年五月内河南省题赵文科因程壬午摘取张大元地内柿果，理斥，不服，赵文科近前解劝，被骂，气愤，踢伤程壬午、身死一案，声明程壬午于白日旷野，摘取柿果数枚，非窃盗可比，将赵文科依斗杀拟绞（监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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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陕西省题武小孟因刘仰儿等摘伊地内豆角，踢伤刘仰儿身死一案，将武小孟依擅杀拟绞（监候），均经照复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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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二案虽均系摘取田野蔬果、被殴身死，但细核案情，程壬午系路过随手摘取柿果数枚，非窃盗可比，是以照斗杀定拟。［如果程壬午摘取柿果的行为被判定为窃盗时，他在赵文科近前解劝时骂赵文科，即可被认定为“罪人拒捕”。根据法律规定，在这种情况下，赵文科打死程壬午，即可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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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刘仰儿商同刘法儿［可能是刘仰儿的兄弟］等偷摘豆角，或用口袋，或用钱袋装盛，实属窃盗，是以照罪人定拟。情有不同，故引律亦异，尚非办理参差。［刘仰儿偷摘豆角，被判定为窃盗行为，因此，刘仰儿本人在此案中即属“罪人”。但另一方面，刘仰儿又没有抗拒逮捕行为，即没有“拒捕”情节。因此，武小孟杀死刘仰儿，不能适用罪人拒捕而将其杀死、捕者无罪的法律规定，而应处以绞监候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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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温水子年甫十三，因路经邓玉书梨园，摘梨三个，经邓玉书喝骂即行抛弃。邓玉书拉送温蒂庭处治。温水子举耙向殴，邓玉书回殴，致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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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抚声称温水子摘取园梨，系属童稚无知，未便以罪人科断，将邓玉书依斗杀律定拟。核与赵文科之案情事相同，似可照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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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即温水子—邓玉书案）与前面所引程壬午—赵文科一案情节类似。在这两案中，温水子与程壬午两名受害者对于行凶者均有反抗行为（温水子举耙向殴，程壬午骂詈），但他们均未被判定犯有窃盗行为，都不作为罪人看待，因此，他们两人均被看作因斗杀身死。在刘仰儿—武小孟案中，受害者刘仰儿并未做任何反抗行为，但他因犯有窃盗罪，被确定为“罪人”。刘仰儿被杀，因此被判定为“罪人不拒捕、被擅杀”。在这里，我们看到，享有盛誉的律例馆在分析案情时，一丝不苟。尽管两案的最后量刑完全相同，都是绞监候，但律例馆并未因此而马虎从事，他们仍然坚持对案件的具体情节条分缕析，严格区别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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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7.1、98.1案中，由于在他人田地中拾麦穗，导致被杀身亡。这种由于摘取三个梨子即被杀的案件，可能反映了中国农民财产匮乏的情形。在中国农民眼中，每一粒谷子都是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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