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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司查：例载：尊长故杀卑幼案内，如有与人通奸、因媳碍眼、抑令同陷邪淫不从、商谋致死灭口者，俱照“平人谋杀”之律，分别首从，拟以斩、绞监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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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上年八月内，本部议奏浙江省张云隆与邱方玉之母汤氏通奸、商同勒死伊子邱方玉案内声明，嗣后因奸将子女致死灭口者，无论是否起意，如系亲母，拟绞监候。奏准通行，在案。是杀死子女及媳、例应抵命者，系专指因奸碍眼、谋故致死之案而言。若因子媳窥破奸情，两相争闹、邂逅致毙，审无谋故别情，自不便概拟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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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老焦刘氏与焦菊弟通奸，被伊媳小焦刘氏窥见、道破，与之争吵。用拨火铁叉戳伤小焦刘氏胸膛、殒命。如该氏系有心致死灭口，自应按例，即以“平人谋故杀”律定拟。今该氏因夫焦更生在旁查问，恐小焦刘氏说明奸情，被夫嗔怪，用叉吓打，冀其禁声。小焦刘氏两手接住叉头，互相拉夺，致被老焦刘氏抵戳毙命。衅虽起于因奸，而吓禁声张，夺叉一伤致毙命，情非故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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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抚将老焦刘氏依“非理殴子孙之妇、致死，满徒”律上加一等，拟杖一百，流二千里；并请实发，不准收赎。已属从重办理，似可照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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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处理意见中，下面几点值得注意。第一，案犯老焦刘氏杀死小焦刘氏，已被确认并非故意谋杀。但即便如此，老焦刘氏仍受到极严厉的处罚：一方面，依殴媳致死律加一等；另一方面，拒绝案犯依法收赎代刑（《大清律例·名例·工乐户及妇人犯罪》律规定：妇女犯徒、流罪，可缴纳一定数量的钱银，以代替所判刑罚）。第二，显然，上述“收赎代刑”的特权并非一项预设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第三，本案判决将老焦刘氏依“非理殴子孙之妇、致死”律，加一等处罚；这一加重刑罚的处理，似并无法律依据。《大清律例·刑律·殴祖父母父母》律规定：婆婆无正当理由殴打媳妇并将其致死，徒三年；若故意殴打媳妇致死、事先有预谋者，加一等处罚，即流二千里。而本案老焦刘氏已被确认非有心致死，既无预谋，又非故意。另外，本案判决为“依律”，无“比照”字样，似不妥。因为对案犯的处理是较原律所定刑罚“加一等”，并非完全依据原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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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 嘉庆十五年（1810年）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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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二三，《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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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抚咨：吴大文商同查传贵杀伤伊子吴延华身死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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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吴大文因与查传贵之妻杨氏通奸，查传贵利资纵容。吴大文次子吴延华不服，在外传播，致地主戴赵斌闻知。令吴大文退佃、搬迁。吴大文带同子媳等，并查传贵夫妇，迁至竹山，租屋居住。吴延华仍时与查传贵争吵。查传贵欲同杨氏搬走。吴大文虑恐不能续奸，起意将吴延华致死，长留查传贵夫妇同住。随商同查传贵，将吴延华诱至僻处。吴大文潜取小刀，乘吴延华不备，从其身后揪住发辫，连戳其项颈、左右耳根，并狠割其咽喉两下，登时殒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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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吴大文因恋奸，将子谋死，因属残忍。惟死系子命。该省将该犯依“父母故杀子”律，拟徒，与律相符。［《大清律例·刑律·殴祖父母父母》律规定：父母、祖父母故意（“故”）杀死子孙，杖六十，徒一年。但该律并未规定父母谋杀（“谋”）儿子该当何罪。］查传贵既据讯明，仅止同谋，并未加功。该抚依“谋杀人，从而不加功”律，拟流。［《大清律例·刑律·谋杀人》律规定：谋杀人，主谋者，斩监候；为从而下手者，绞监候；为从而不下手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该律还规定：谋杀人主谋者，虽不下手，仍以首犯论；为从，但不在犯罪现场者，减为从而不下手者一等。］亦属允协，似可照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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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案判决我们可以看到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吴大文为受害者的父亲，是本案的主谋，而且也是直接下手致死受害者的罪犯。但依据法律，对他仅处刑杖六十，徒一年。查传贵只是致死吴延华案中的从犯，但依据法律，他却受到杖一百、流三千里的处罚。这种“重罪轻刑、轻罪重刑”的不正常现象，反映了儒家思想对法律的影响。根据儒家理论，家庭关系中，尊长的地位优于卑幼的地位。中国法律则规定：尊长对卑幼实施人身侵害的犯罪行为，较之普通人之间同样的犯罪行为，其处罚要轻得多；反之，卑幼对尊长实施人身侵害犯罪，其处罚则远远重于普通人之间同样的犯罪。例如，子孙谋杀父母、祖父母，属于“十恶”大罪，法律规定应给以凌迟处死的重刑。第二，本案中，吴大文与查传贵所犯罪行并非谋杀人一项。在谋杀行为实施之前，吴、查二犯已分别犯有通奸及纵容妻妾通奸罪。《大清律例·刑律·纵容妻妾犯奸》律规定，纵容妻妾犯奸案中，丈夫、妻妾及奸夫各处刑杖九十；若本夫图财而将妻妾卖与他人为妻妾，本夫、本妇及欲买者，各杖六十，徒一年半。而本案吴大文、查传贵仅据谋杀人罪被处罚，未考虑其所犯通奸及纵容妻妾犯奸罪；可见，在中国古代，一人犯有数罪时，仅受其中最重一罪的刑事处罚，其余轻罪则被重罪所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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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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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二三，《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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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抚题：高潘氏凶奸谋死伊夫前妻之子高小陇灭口，复挟嫌勒死夫兄之女小春姐泄忿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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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例载：因奸将子女致死灭口者，无论是否起意，如系继母，拟斩监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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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49.1案中，我们已提到本案所引条例的内容。该例规定，母亲因奸而将子女杀死以灭口，处绞监候刑。但本案对案犯高潘氏的处刑，却较条例原定刑加重一等，为斩监候。本案与第49.1案的区别在于，后者案犯是被害者的亲生母亲，而前者案犯则是被害者的继母。同一行为，导致不同的法律后果，这一规定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根据儒家理论，生身父母与子女有着极为紧密的亲属关系，因而对于子女有着较为广泛的控制权；法律允许生身父母在较为广泛的范围内行使这种控制权；但继母与生身母亲相比，则稍逊一筹。参见上例即第49.2案中最后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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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明其夫只此一子，致令绝嗣者，入于秋审情实；并未绝嗣者，入于缓决，永远监禁。［本书第二章对于这一规定做了详细解释。对妇女做监禁处理，在中国清代较为少见。但本案及第6.1案中，对妇女案犯仍处以监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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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高潘氏因与伊夫无服族弟高三通奸，被夫前妻之九岁幼子高小陇撞破。该氏独自起意，用绳将高小陇勒死。嗣因夫兄高温夫妇声言欲行送官，该氏忿恨，随将高温七岁幼女小春姐勒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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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该氏谋杀夫之期亲侄女，并无图占财产、官职情事，律止绞候。其因奸谋杀夫前妻之子灭口，例应斩候。该省从重拟以斩候，与例相符。至伊夫是否绝嗣，未据声明，系属罣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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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查该氏挟嫌谋杀夫之七岁幼侄女，秋审已应情实。该氏复因奸谋杀夫前妻之幼子灭口，凶惨已极。若照寻常“继母致死子女一命之案、查明，伊夫如尚未绝嗣，仍入于缓决、永远监禁”，未为平允。似应随本声明，无论伊夫是否绝嗣，入于秋审情实，以儆淫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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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杀死奸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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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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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二四，《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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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抚题：王芳忪谋勒杨常身死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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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谋杀纵奸本夫身死之案，必审明实有纵奸确据，方以起意谋杀之奸夫拟斩监候。不知情之奸妇仍以纵奸本律，止科奸罪。［《大清律例·刑律·纵容妻妾犯奸》律规定：纵容妻妾与他人通奸，本夫、奸夫及奸妇，各杖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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