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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案判决我们可以看到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吴大文为受害者的父亲，是本案的主谋，而且也是直接下手致死受害者的罪犯。但依据法律，对他仅处刑杖六十，徒一年。查传贵只是致死吴延华案中的从犯，但依据法律，他却受到杖一百、流三千里的处罚。这种“重罪轻刑、轻罪重刑”的不正常现象，反映了儒家思想对法律的影响。根据儒家理论，家庭关系中，尊长的地位优于卑幼的地位。中国法律则规定：尊长对卑幼实施人身侵害的犯罪行为，较之普通人之间同样的犯罪行为，其处罚要轻得多；反之，卑幼对尊长实施人身侵害犯罪，其处罚则远远重于普通人之间同样的犯罪。例如，子孙谋杀父母、祖父母，属于“十恶”大罪，法律规定应给以凌迟处死的重刑。第二，本案中，吴大文与查传贵所犯罪行并非谋杀人一项。在谋杀行为实施之前，吴、查二犯已分别犯有通奸及纵容妻妾通奸罪。《大清律例·刑律·纵容妻妾犯奸》律规定，纵容妻妾犯奸案中，丈夫、妻妾及奸夫各处刑杖九十；若本夫图财而将妻妾卖与他人为妻妾，本夫、本妇及欲买者，各杖六十，徒一年半。而本案吴大文、查传贵仅据谋杀人罪被处罚，未考虑其所犯通奸及纵容妻妾犯奸罪；可见，在中国古代，一人犯有数罪时，仅受其中最重一罪的刑事处罚，其余轻罪则被重罪所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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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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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二三，《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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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抚题：高潘氏凶奸谋死伊夫前妻之子高小陇灭口，复挟嫌勒死夫兄之女小春姐泄忿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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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例载：因奸将子女致死灭口者，无论是否起意，如系继母，拟斩监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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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49.1案中，我们已提到本案所引条例的内容。该例规定，母亲因奸而将子女杀死以灭口，处绞监候刑。但本案对案犯高潘氏的处刑，却较条例原定刑加重一等，为斩监候。本案与第49.1案的区别在于，后者案犯是被害者的亲生母亲，而前者案犯则是被害者的继母。同一行为，导致不同的法律后果，这一规定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根据儒家理论，生身父母与子女有着极为紧密的亲属关系，因而对于子女有着较为广泛的控制权；法律允许生身父母在较为广泛的范围内行使这种控制权；但继母与生身母亲相比，则稍逊一筹。参见上例即第49.2案中最后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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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明其夫只此一子，致令绝嗣者，入于秋审情实；并未绝嗣者，入于缓决，永远监禁。［本书第二章对于这一规定做了详细解释。对妇女做监禁处理，在中国清代较为少见。但本案及第6.1案中，对妇女案犯仍处以监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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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高潘氏因与伊夫无服族弟高三通奸，被夫前妻之九岁幼子高小陇撞破。该氏独自起意，用绳将高小陇勒死。嗣因夫兄高温夫妇声言欲行送官，该氏忿恨，随将高温七岁幼女小春姐勒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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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该氏谋杀夫之期亲侄女，并无图占财产、官职情事，律止绞候。其因奸谋杀夫前妻之子灭口，例应斩候。该省从重拟以斩候，与例相符。至伊夫是否绝嗣，未据声明，系属罣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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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查该氏挟嫌谋杀夫之七岁幼侄女，秋审已应情实。该氏复因奸谋杀夫前妻之幼子灭口，凶惨已极。若照寻常“继母致死子女一命之案、查明，伊夫如尚未绝嗣，仍入于缓决、永远监禁”，未为平允。似应随本声明，无论伊夫是否绝嗣，入于秋审情实，以儆淫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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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杀死奸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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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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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二四，《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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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抚题：王芳忪谋勒杨常身死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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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谋杀纵奸本夫身死之案，必审明实有纵奸确据，方以起意谋杀之奸夫拟斩监候。不知情之奸妇仍以纵奸本律，止科奸罪。［《大清律例·刑律·纵容妻妾犯奸》律规定：纵容妻妾与他人通奸，本夫、奸夫及奸妇，各杖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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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止出自奸夫、奸妇之口，并无实在证据，即应严究确情，将起意之奸夫拟斩立决，不知情之奸妇拟绞监候。［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夫被杀之案中，本夫是否纵奸，对于奸夫及奸妇的量刑有着截然不同的影响。本夫纵奸案中，奸夫斩监候；本夫未纵奸，奸夫则加重一等，处斩立决。另一方面，本夫纵奸案中，奸妇杖九十；而本夫未纵奸，奸妇则自杖九十刑加重至凌迟刑，加重幅度远远超出对奸夫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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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死者纵奸之处，仅凭奸夫奸妇二人供词。既无旁人证佐，即同居之氏母邵氏亦称不知情。不惟死者纵奸无凭，即该犯之起意谋杀、张氏之不知谋情，亦难凭信。及该省并未讯得确情，遽将该犯拟以斩候、奸妇张氏拟杖，该司驳令审拟，洵属允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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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刑部对山东巡抚判决意见的驳令很有参考价值。除此之外，作为丈夫纵容妻妾与人通奸的案例之一（除本案之外，此类案件还有第49.2、61.1、85.2案），本案还具有重要的社会学的参考价值。丈夫出卖妻子的犯罪和其他与此相关的犯罪（见第85.1、85.3、85.4案），在《大清律例》中都有专门的律文予以规定，这种现象表明，在清代中国的下层社会，因生计所迫，一些人不得不为了经济原因而将自己的妻妾卖给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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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 嘉庆十八年（1813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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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二四，《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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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督奏：马桐贵与刘杨氏通奸，听从刘杨氏，谋杀氏翁身死。［未提刘杨氏的丈夫，可能刘杨氏本人已是寡妇。］将马桐贵照“因奸同谋杀死亲夫”律，拟斩监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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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犯恋奸助逆，较之平人助逆加功，情罪尤重。请即斩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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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刑部认为案犯马桐贵将奸妇的公公杀死，较之将奸妇本夫杀死更为可恶，因此提出应比照“因奸同谋杀死亲夫”律，加重一等，而处斩立决刑。本案记录未说明皇帝对刑部的处理意见做出何种批示，但从本案题头为“案”可见，皇帝同意刑部的处理意见。至于对于刘杨氏处以何种刑罚，本案记录也未说明。但根据《大清律例·刑律·杀死奸夫》律，妻妾因奸同谋杀死亲夫，凌迟处死；故本案刘杨氏应处凌迟刑无疑。另外，与奸夫马桐贵相比较，刘杨氏所受的处罚更为严厉，这表明了伦常关系的重要性。刘杨氏因奸杀死公公，属于“十恶”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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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杀一家三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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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嘉庆十六年（1811年）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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