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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据该督疏称：复审，李昌因恨李茂不给豆石花费，乘醉携刀寻闹，由粪堆爬墙入内。因失手倒栽墙下石上，磕伤聪门偏右。李茂奔告胞叔李淑斌，赶到目击劝解。迨后，李淑斌又因其头带血痕，用布包裹。则实系跌伤，有据。且验尸时，于墙下查验石块，血迹相符，更为跌伤确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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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李昌已将弟家铁锅打破。李淑斌趋至喝阻，不听。复持刀逞凶，向扎。李淑斌喝令李茂殴打、夺刀。李茂用拳殴其左右肋，不能夺刀。复棍殴臁肋，倒地，始将刀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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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淑斌代为包裹，送回。李昌将包布揭开，伤处进风，越八日抽风殒命。则李昌聪门实系自行跌伤，死由抽风，毫无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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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李茂殴伤李昌左右肋，虽系伊叔教令、伤非致命，实属有干伦纪。［见第69.1案关于“伦常”的说明。此处所指“伦纪”，是指“五常”之一：兄弟关系。］应仍照原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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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如所题。李茂合依“弟殴胞兄、伤者，杖一百、徒三年”律，量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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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刑部判决李茂在法定刑上加一等处罚，但却与其他一些案件判决一样，未使用“比照”一词。显然，这仍是适用法律方面的一个疏忽。至于为何对案犯李茂加重处罚，其理由也许是因为受害者最终死亡，虽然其死亡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其自伤。本案判决未对李淑斌做出任何处理，可能是由于李淑斌是被害者的尊长，而且在殴打李昌的案件中，李淑斌只是教令李茂下手，自己并未实际参与殴打。因此，李淑斌在本案中可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在第69.1案中，两名卑亲属将一名远房叔叔致死，因而受到较法定刑减一等的处罚，其减刑理由是其行为受自另一名远房叔叔的指使。而在本案中（本案发生时间约早于第69.1案一个世纪），面对酒醉持刀行凶的兄长，其弟弟在胞叔指使之下，为夺刀而将其兄殴伤。虽然所伤并非致命，但最后判决却将作为案犯的弟弟较法定刑加一等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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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殴祖父母、父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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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道光六年（1826年）奉天司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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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四四，《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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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将军咨：王起活埋伊子王潮栋、身死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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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律载：子孙违犯教令而父母非殴杀者，杖一百，故杀者（无违犯教令之罪为故杀），杖六十，徒一年。其子孙殴骂祖父母、父母，而（父母因其有罪）殴杀之，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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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笺释》谓：殴骂祖父母、父母，子孙先有应死之罪，故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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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父故杀子，虽律应拟徒，而注内专以“无违犯教令之罪为故杀”，则凡有违犯教令之罪者，虽故杀，亦止应照“非理殴杀”律，科以满杖。若殴死詈骂父母之子，自未便照违犯教令之子，转为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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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王起之长子王潮栋，因恨弟王潮相不肯借钱，持刀赶砍。王起闻知，将王潮栋拉回，缚其两手，向其斥骂。王潮栋回骂。王起气忿莫遏，将王潮栋活埋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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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系故杀，惟王潮栋系詈骂伊父，罪犯应死之人。与“故杀并未违犯教令之子”不同，亦与“非理殴杀违犯教令之子”有间。该将军将王起照律拟杖，殊未平允。应改予勿论，以符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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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王潮相迫于父命，帮同活埋胞兄致死，应俟缉获到案，审明属实，再行按律定拟。夹签声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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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大清律例·刑律·殴期亲尊长》律，弟弟杀死哥哥，应处斩刑；该律所附官注补充说明：在杀死哥哥的案件中，弟弟不论是首犯还是从犯，都处斩刑。同一条律所附条例则规定：哥哥殴骂父亲，致父亲喝令年龄较小的儿子即凶犯的弟弟殴死其哥哥，对该弟弟的处罚应据律判处斩刑；但同时将案件上报皇帝，请求减轻刑罚，一般皆可减死刑一等，改判杖一百、流三千里。这一条例是根据1800年（嘉庆五年）的一个案子制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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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道光六年（1826年）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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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汇览》卷四四，《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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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抚咨：孔传礼杀死被人奸拐之女儿孔氏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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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律载：子孙违犯教令、父非理殴杀者，杖一百。又，例载：尊长杀死罪不至死之卑幼，果因玷辱祖宗起见，忿激致毙者，无论谋、故，为首之尊长悉按服制，于殴杀卑幼本律上减一等；下手之尊长依“余人”律，杖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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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布莱《大清律例》译本《刑律·殴期亲尊长》条例。该例所规定的刑罚重至绞监候（例如，故杀大功弟妹），而轻者则不予处罚（过失杀）。刑部在此援引了关于卑幼因玷辱祖宗而被杀的条例，却忽略了该条例所限定的重要条件，即该卑幼必须“果系积贯匪徒，怙恶不悛，人所共知，确有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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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父母殴杀子女、拟以满杖之律，系指非理殴杀而言。因玷辱祖宗起见，杀死罪不至死之卑幼、减等之律，系指期、功以下尊长杀死卑幼而言。若死系淫乱子女，则其罪重于“违犯教令”；其被父母殴毙，自不得谓之非理。亦非期、功以下尊长杀死玷辱祖宗之卑幼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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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河南省咨：刘玉林勒死犯奸之女，声明因女无耻，忿激致毙，应毋庸议。又：赵中元勒死犯奸之女，声明免议。各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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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孔传礼因女孔氏与周广通奸，乘间同逃。经伊子孔继昌找获。［孔继昌为孔氏之哥哥。］因丑隐忍。嗣孔氏因夫家贫苦逃出，央人找主改嫁。孔传礼闻知，因孔氏玷辱祖宗，气忿，逼令伊子孔继昌将孔氏砍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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