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704390
1702704391
(10)同上书，第222页。
1702704392
1702704393
(11)参见杨一凡总主编、马小红主编：《中国法制史考证·战国秦法制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4—247页。
1702704394
1702704395
(12)参见张晋藩总主编、徐世虹主编：《中国法制通史·战国秦汉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6、143—144页。
1702704396
1702704397
(13)秦简《法律答问》载：“可（何）如为‘犯令’、‘法（废）令’？律所谓者，令曰勿为而为之，是为‘犯令’；令曰为之而弗为，是为‘废令’也。”也就是说，所谓“犯令“罪是指为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所谓“废令”是指不为法律强制为的行为；前者是积极犯，后者是消极犯。
1702704398
1702704399
(14)参见杨一凡总主编、马小红主编：《中国法制史考证·战国秦法制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243页。
1702704400
1702704401
(15)根据《金布律》，当时“钱十一当一布”，计脏以“布，为单位，脏一百与一百一十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罪行定性的界限。
1702704402
1702704403
(16)参见杨一凡总主编、马小红主编：《中国法制史考证·战国秦法制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7—248页。
1702704404
1702704405
(17)参见张晋藩总主编、徐世虹主编：《中国法制通史·战国秦汉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1702704406
1702704407
(18)同上。
1702704408
1702704409
(19)参见张晋藩总主编、徐世虹主编：《中国法制通史·战国秦汉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183页。
1702704410
1702704411
1702704412
1702704413
1702704415
中国法制史教学案例 第五章 汉代（两汉）的法律制度
1702704416
1702704418
一、本章知识点
1702704419
1702704421
（一）汉代法制与思想概况（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
1702704422
1702704423
1.汉代法制指导思想的变化
1702704424
1702704425
（1）汉初受黄老学派“无为而治”的思想影响，主张“德刑相济”、简省刑罚与明法慎刑。
1702704426
1702704427
作为对秦代苛法的反对，以文帝、景帝为代表的汉初统治者积极实践黄老学说中的“约法省禁”法律思想，使得法律不再以狰狞的面目出现，而成为统治者“因民之性而治天下”的有效途径，缓刑、轻徭、薄赋互为一体。同时，汉初黄老学说也十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在无为而治的核心中融入德刑相济的理论，使以德化民、以刑止奸作为统一的两方面成为统治者的指导思想。革除前朝遗留的苛法、提倡明法慎罚的精神，成为这一时期统治群体立法思想与实践最主要的内容。
1702704428
1702704429
（2）西汉中期法制思想的儒家化
1702704430
1702704431
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以窦太后的去世为转折点，汉初七十年来占主导地位的黄老学说淡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由董仲舒创建的，以《公羊春秋》为主干，兼采阴阳、法、道、名诸家学说而成的新儒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新儒学一出现便定于一尊，成为此后历代中央集权王朝一以贯之的正统思想。
1702704432
1702704433
新儒学国家观与法律观的核心是“天人合一”。“三纲五常”、“德主刑辅”是其法制理论的基本原则。从汉代开始，中国法律开始儒家化（“以儒入法”），秋冬行刑、春秋决狱，还有律令章句学的盛行都是典型的例子。
1702704434
1702704435
汉代创设了尊老恤幼、亲属相隐、贵族官僚有罪先请三大法律原则(1)，是为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之开端。
1702704436
1702704437
2.司法则时（秋冬行刑）
1702704438
1702704439
汉时，秋冬行刑、司法则时的思想得到新儒学理论的有力支持，成为执法官吏自觉遵守的制度。
[
上一页 ]
[ :1.7027043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