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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 甲生了儿子乙，却将其送给丙收养，乙由丙扶养长大成人。有一天，甲因为酒喝醉了，对乙说：“你是我的儿子。”乙很生气，用棍子打了甲二十下。甲因为乙是他亲生，咽不下这口气，就去县官那里告乙殴父。董仲舒认为：甲对乙生而不养，父子之义已经断绝。甲不应被判殴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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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 汉昭帝时，有人自称是卫太子，诣长安北门，造成混乱，群臣束手无策。这时京兆尹雋不疑赶到现场，将其逮捕下狱。其依据是《春秋》蒯聩的故事：定公十四年，卫灵公之世子蒯聩违抗父命，出奔宋，后来又奔晋；灵公立其孙蒯辄，是为出公；后来，蒯聩欲回国，遭蒯辄拒绝；而《春秋》以灵公无杀子之意，蒯聩不应出奔，故以蒯辄为是。雋不疑认为，在本案中，卫太子与蒯聩情况相似，即使诣北门者真是卫太子，也应论罪。于是将其下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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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律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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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春秋决狱，也称春秋折狱、春秋决事、春秋断狱，是依据春秋经义与事例来辅助、补充制定法，比附定罪，解决疑难的刑事案件。董仲舒是春秋决狱的倡导者，他以当时的司法实践为素材，作《春秋决狱》232事。由于统治者对经学的推祟与董仲舒等人对司法实践的实际参与，使春秋决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流行于世的审判方式。君臣父子之义是《春秋》的最高纲领，春秋决狱的根本，就是用君臣父子之义去评判是非、决断善恶。春秋决狱是汉儒“通经致用”的表现。在司法实践中，它往往以缜密而又符合人情的理念析理辨义、推本溯源，努力展现人们的动机、心理，强调“心”、“志”（主官动机、意图）的善恶。春秋决狱为一时之盛，史籍多有记载，可实际案例残留无几，散见于《通典》、《太平御览》等古籍中。春秋决狱不仅风行于两汉，到魏晋时遗风犹存，至唐，以“一准乎礼”的唐律之产生为标志，儒家经义全面完成了对成文法的改造，春秋决狱遂失去其原有的意义而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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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依儒家教条，殴父乃大逆，汉律亦作殴父当枭首的规定，此处变经为权，比附许止进药，认为甲非律所谓殴父。与其牵强说是法律儒家化，倒不如说是依据人情对儒家经义教条化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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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 也是子殴父的案子，甲虽未曾养育乙，但毕竟为甲的生父，董仲舒断甲不坐，表面原因是甲乙义绝，实则主要是因甲无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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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 中卫太子刘据原为汉武帝太子，因“巫蛊之狱”而自尽身亡，但民间谣传他并未死。到了汉昭帝时，有人自称是卫太子，诣长安北门，造成混乱，群臣束手无策。而卫太子如若果真未死而归来，因其为武帝长子，将可能危及汉昭帝皇位的合法性。在本案中，春秋决狱已经成为解决政治疑难的司法手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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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考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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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由儒生发展了一种在经与权、情与法之间寻找平衡的审判技术——春秋决狱。当制度设计因为种种原因不能达致“善”的结果，有伤人情时怎么办？儒家经典的经与权的学说为我们提供了变通的办法。“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孟子·离娄》）依据传统礼教，“男女授受不亲”，叔嫂之间尤其要注重男女大防以避瓜田李下之嫌，可当嫂嫂落水时，为叔者就不能一味墨守教条，而应出手相救。人命关天，亲情至贵，这些远比教条更重要。所以赵歧为此作注：“权者，反经而善者也。” (8)只要是善的，一时违反制度也在所不辞。在一定范围内的“反经”其实拯救了“经”本身，因为如果制度僵化到常常违背人性，导致不善的后果，整个制度必将被规避、被漠视，最终被推翻。其实，在西方，规则也不排斥人情，《圣经》中同样有着与“经一权”类似的例子，在犹太律法中关于安息日的规定因过于严格而变得死板，基督却教导人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定的，以人性来恢复安息日的正确精神(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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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安息日，基督遇到一位手干枯的人，想立刻为他治疗。当时法利赛人提出法学上的异议而问道：“在安息日治病合乎法律吗？”基督回答：“你们中有人有一头羊，而在安息日那头羊跌落坑里，谁不把它捉住拉出来呢？一个人的价值比一头羊的价值重要得多！所以在安息日行善是合乎法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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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研究春秋折狱者大都强调其原心定罪、儒家教义入律的一面，本案例分析中也强调其注重人情、化重为轻的一面，其原心定罪常常是原情定罪以求宽免。事实上，我们可以把春秋决狱视为一种司法的技术，它可能在实践中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法律儒家化并非其必然的结果。所以儒者徇吏能本着宽厚之心，一以防君主之暴，一以制文法吏之酷，原心依情地推行仁政；而酷吏也能攀附经义，使一事进退于“二律”与“二经”之间，使春秋决狱成为打击异己、徇私枉法的工具。对春秋决狱本身我们不必过于苛责，“今人站在近代法实证的立场，而批判春秋折狱之漫无目标，这种说法对于‘不通经’之陋儒酷吏的曲经附会而言则可；如系对于‘通经’之贤者徇吏‘以经辅律’或‘以经补律’而言，似嫌过苛”(10)。通过春秋决狱的方式，儒者徇吏融情入法，推行儒家“仁政”的理想，这一传统对后世影响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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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盐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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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情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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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昭始元六年，令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曰：“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无与天下争利，示以俭节，然后教化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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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大夫桑弘羊难诘难议者之言。‘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往者豪强之家，得管山海之利，采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放流之人，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相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家人有宝器，尚犹押而藏之，况天地之山海乎？夫权利之处，必在山泽，非豪人不能通其利。异时盐铁未笼，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吴王，专山泽之饶，薄赋其人，赡穷乏以成私威，积而逆节之心作。今纵人于权利，罢盐铁以资强暴，遂其贪心，众邪群聚，私门成党，则强御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奸形成矣。盐铁之利，佐百姓之急，奉军旅之费，不可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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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曰：“人庶藏于家，诸候藏于国，天子藏于海内，是以王者不蓄，下藏于人，远浮利，务民之义。义礼立则人化上。若是，虽汤武生存于代，无所容其虑。工商之事，欧冶之任，何奸之能成？三桓专鲁，六卿分晋，不以盐冶。故权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萧墙，不在朐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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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曰：“山海有禁而人不倾，贵贱有平而人不疑，县官设衡立准而人得其所，虽使五尺童子适市，莫之能欺。今罢之，则豪人擅其用而专其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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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曰：“山海者，财用之宝路也；铁器者，农夫之死士也。死士用则仇雠灭，田野辟而五谷熟；宝路开则百姓赡而人用给，人用给则富国，而教之以礼，礼行则道有让，而人怀敦朴以相接而莫相利也。夫秦、楚、燕、齐，士力不同，刚柔异气，巨小之用，倨勾之宜，党殊俗异，各有所便。县官笼而一之，则铁器失其宜而农人失其便，器用不便则农夫罢于野而草莱不辟，草莱不辟则人困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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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曰：“昔商君理秦也，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人强，蓄积有余，是以征伐敌国，攘地斥境，不赋百姓，军师以赡。故利用不竭而人不知，地尽西河而人不苦。今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奉军旅之费，务于积蓄，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用，无害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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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曰：“昔文帝之时，无盐铁之利而人富，当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见利之所利而见其所害。且利非从天来，不由地出，所出于人闲，而为之百倍，此计之失者也。夫李梅实多者，来年为之衰，新谷熟，旧谷为之亏。自天地不能满盈，而况于人乎？故利于彼者，必耗于此，犹阴阳之不并曜，昼夜之代长短也。商鞅峭法长利，秦人不聊生，相与哭孝公，其后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积，地广而祸构，恶在利用不竭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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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丞相奏曰：贤良文学不明县官事，猥以盐铁为不便，宜罢郡国榷酤，关内铁官。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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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食货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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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案情今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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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大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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