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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云：“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家言必称王、霸的传统，就是由这里来的。这大概与孟子“亚圣”的地位有关，但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孟子很好地表达了他那个时代和以后人们最感兴趣的问题。所以，想要弄明白传统政治哲学的底蕴，我们不妨从王霸二字入手，而正确地理解这两个字，又不能不用先秦时代的大辩论来做注脚。因为，探本求源，王、霸之说还应还原为当时的礼、法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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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与法同是行为规范，但属于不同的范畴，具有不同的特点。大体说来，礼是后来各种礼仪、伦常规则的集合体。其中有相当部分属于道德范畴，涉及面亦广。法则为国家强制规范，是禁邪惩奸的手段，其突出特征是刑的运用。再者，礼既着眼于伦常，因而极富差异性。古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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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礼记·哀公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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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记·曲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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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也者，贵者敬焉，老者孝焉，长者弟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荀子·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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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礼的法，则以“壹刑”相标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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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及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商君书·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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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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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商君书·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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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也。（《慎子·外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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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法的对立于此可见。不过，它们既然分属不同的领域，即或不能相辅相成，至少也可以相安无事。其实不然。究其缘由，还须回到“治”字。儒者讲求礼，法家强调法，其中差别只表现在手段上，目的并无不同，都在追求天下大治的理想境地，礼与法只是被提出的两种治国方略而已。儒者以为，社会各阶层人等，按照礼的要求各守其位，各安其分，天下之治即可实现。这是政治的最高成就。所以，孔子对政治的看法竟可以浓缩为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依此观念，礼便是政治的纲纪，治国的大本。没了这个礼，真要国将不国了。荀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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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荀子·议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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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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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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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礼记·仲尼燕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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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类议论，法家大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人人都按照亲疏远近的规则处事，必定会以个人之私损天下之公。以此精神治理国家，岂非一切灾祸的根源。韩非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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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故人行私，谓之不弃……枉法曲亲，谓之有行……不弃者，吏有奸也……有行者，法制毁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誉，人主之大败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毁，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誉，索国之无危乱，不可得矣。（《韩非子·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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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法两家这种治国方略上的对立，进而引出施政方式上的冲突。儒者坚信，维护礼制，实现天下之治的最好办法，莫过于统治者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臣民作出表率。孔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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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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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礼记·哀公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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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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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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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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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正则国治，人若不正，纵有千百种好的典章制度，也必陷国家于大乱。可见，最要紧的是统治者的道德人格。把这种理论发挥到极致，就会有荀子这样的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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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荀子·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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