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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生秀、呼生祥窑洞纠纷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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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生秀系地主，家住吴堡县第六区第三乡宽滩村，性格柔弱，人缘较好，时为吴堡县参议员。其家原有土地八百余垧，窑洞十五孔。1935年土地革命时，王生秀全家因恐惧而逃出边区，原有土地与窑洞全部被没收。呼生祥是贫民，性格强悍，为宋家沟村村民，原有土地十三垧，窑洞二孔。土地革命中，因其村人多地少，被迁移到宽滩村，分得王生秀的土地二十余垧，并经过该乡苏维埃干部的同意，与呼中礼暂住王生秀的五孔窑洞、两间房子。八个月后，国民党军队进占吴堡县，王生秀随之而归，收回了自己原有的土地、窑洞等。呼生祥被迫回到宋家沟村。1940年春，何绍南逃跑后，当地群众自己起来夺回革命果实，是为“归地运动”。呼生祥的土地被原分主要去，便又返回宽滩村，归地二十余垧，但无处居住，经区干部调解，暂住王生秀典到王增花之四孔窑，王生秀并帮粮食五斗给修理。1942年3月，王增花要赎回窑洞，呼生祥又无处可居，要求搬到王生秀一个院子里住，王生秀不愿，双方矛盾激化，先经区政府调解，未果，后经吴堡县司法处、绥德专署（高等分庭）、边区政府审委会三级五次处理，最终以王生秀将旧院两孔窑修理后给呼生祥入住的和解结果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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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中，朱婴在不了解9村260余村民的请愿书是伪造的背景下，在给高自立的信中列举了他处理此案的理由：中央维持现状的原则；以为王生秀是一个良善的人，多数人对他表示同情，呼生祥有些流氓习气，公务人员及群众对他都不满；有260人为王生秀请愿；吴堡县把王生秀当作地主阶级对待，不合今天的政策等。他提出两种处理办法：（1）呼生祥暂时借住王生秀的窑洞，以五年为期，另外打窑；（2）呼生祥马上打窑，王生秀提供三分之一或一定数目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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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案中，李鼎铭决定了审委会批答的内容。朱婴向秘书长高自立请示。高秘书长要其和吴堡县王县长商量，吴堡县县长同意第二种办法，但认为帮助费用的数目应由县里决定。送李鼎铭画行时，李鼎铭采用了第一种办法，并把五年改为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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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映旭与乔秉公争买窑洞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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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3月，乔万年在眉县期间因经济困窘将绥德家中七孔窑、一个马棚以及一段坡坬地卖给在外经商的同乡李映旭，价钱1000元法币。写信告诉妻子，才知其妻已经将其中的五孔窑典给族人乔秉公。1942年4月，乔秉公也要购买，因此发生争执。乔秉公先后到区政府及绥德地方法院请求处理，区政府、绥德地方法院均决定归李映旭购买。乔秉公不服，上诉到高等法院。高等法院认为李映旭为乔秉公邻居，不可能不知道出典之事，判其为恶意第三人，不予保护，于1942年12月23日判决归乔秉公购买。李映旭不服，上诉至审委会。1943年3月15日，毕珩草拟、朱婴核对了照第二审原判执行的判决书，但被废弃。朱婴在该判决书草稿首页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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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委员长说：本案应撤销高等法院原判。三、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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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审委会发出撤销第二审原判、窑归李映旭购买的批答。该批答由朱婴所拟，李景林核稿，副委员长画行。这份针对李映旭的批答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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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乔秉公是典权人，他有优先留买权，你和乔万年事前都没有让过他，而你与乔秉公是邻居，并非不知道此窑洞为乔秉公所典受，而你竟与出典人乔万年在眉县成立买卖契约，你的动机和手续都是有瑕疵的。不过，这窑洞既由乔万年卖给了你，为免除纠纷起见，现在仍归你承买。但乔秉公两次所付之典价共560元，应分别按照当时币价折算，不得叫乔秉公受损失。这折算多下来的钱还是要你负担的。高等法院的判决准予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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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答行文中，朱婴虽遵照了李鼎铭的决定，但也指明此决定缺乏依据。根据后来的调查，此案所涉窑洞数、典价等细节问题仍真伪夹杂，在审委会下发批答半年后仍未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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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珩在司法检查中也提到此案裁决过程：“可是判决书拟好，送交副委员长划行，副委员长不划，说应该判归李映旭。结果判归李映旭了。副委员长年高德重，经验丰富，对边区的习惯也很了解，那样判决当然是对的，但是如果照朱婴同志那样办理，错误在那里，我的主张的错误在那里，都不知道。”[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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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成福与赵积馀等土地纠纷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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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成福先后在1939年及1940年典种了延光明的土地12垧。1941年9月，延光明准备出卖土地，以王治财为说和人。王治财到安成福处要价6500元，因价格未商定，未能成交。之后，以6000元（另有画押费800元）卖于赵积馀等。安成福知情后于次日报告区政府，提出自己作为典权人，享有优先权，愿以同一价格留买。区政府派人调解，试图让两姓分买，未能成功。安成福遂向绥德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经地方法院批示地归安成福留买。安成福听了区长张丕文的建议，以为地马上归自己了，便按照卖主的要求交出典约、收回典价等待订立买卖契约，不料卖主失信。安成福再次起诉于绥德地方法院。1942年4月11日，绥德地方法院判决地归赵积馀等购买。据绥德特委李景波提供的材料，绥德地方法院曾委托其代为调查此案详情，但未及调查材料到达，判决已经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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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成福不服绥德地方法院的判决，上诉于高等法院。高等法院认为延光明将设有典权的土地出卖无效，安成福交出典约收回典价是应卖主延光明的要求，并于次日到区政府报告并主张其优先权，因此于1942年7月16日判决应归典权人安成福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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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积馀、延光明、王治财等不服，分别在7月下旬至8月上旬上诉到审委会，并称赵姓与延光明订立的契约成立于1941年9月，之前让过安成福，安成福不买，直至12月29日地价高涨之后才提出留买，且提供了10名县、乡参议员的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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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委会秘书朱婴传讯了双方当事人安成福、赵积馀、王治财。调解无效后，朱婴于10月10日草拟了维持原判、驳回上诉的判决书。边区政府秘书长高自立在12日审核时指出，案件必须弄清楚安成福是否于延光明卖地后即向区政府报告？如果是，则说明安成福没有放弃优先权；若是在12月29日才提出，则赵积馀等买地为合法。10月14日及11月16日，审委会两次命令绥德地方法院代为查明此案详情、相关证据，并提出自己的研究结果，还派出调查员调查事情经过以及了解当地民众的意向。区长张丕文在来信中证明安成福的确在9月18日到区政府报告过。审委会还收到了参议员们“为只供参考决不负作证人之责”的否定前证明书的声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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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3月5日，根据副委员长李鼎铭的决定，审委会给高等法院下达命令，撤销二审判决，并转饬绥德地方法院遵照执行。安成福不服，于4月再次上诉边区政府。时任边区政府副秘书长的李景林在安成福的诉状上批示：“既已老早接受了典价，优先权应为放弃，故维持原判决不变为好。”1943年5月3日，审委会在给安成福的批答中回复地仍归赵姓购买。安成福呈诉到中共西北局，西北局书记高岗曾致函罗迈将此案转司法机关处理，不知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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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绥德特委李景波提供的调查材料，为了能买到地，安成福卖了女儿、粮食、驴子等着种地。未承想为打官司花光了两千余元，庄稼也没种好，地也未买到，直接影响到其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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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婴在10月10日拟稿但作废的判决书中列明了参考民法条文，并特意写了一段长文《典权优先权的意义》，阐述安成福的真实意思是并未放弃优先权。案卷中还有一篇朱婴写的长文《关于安成福与赵积馀争买土地案之研究》，其中阐述了四个问题：（1）为什么要尊重优先留买权？（2）怎样才叫优先留买权的抛弃？（3）如何从法律上认识安成福收回典价交出典约？（4）什么是合法的证据？最后写道：“综上论述：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要承认优先权。本案安成福没有抛弃优先权，他的受典价交典约，不能认为是抛弃优先权的表示。安成福方面有合法的有效的证人。因此，本案要依法判决，还是要维持第二审……（原件被遮蔽约六字）安成福留买。朱婴 一、二六。”朱婴在此文上边还写有“本案撤销第二审原判，我认为是无法律依据。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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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郝荣邦与郝凤治窑洞纠纷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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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绥德县郝荣邦之族祖父郝维清将石窑一孔典给郝荣邦。1920年，郝荣邦因贫困所迫，转典给郝善富。不久，郝善富又转典给吴堡县丁士俊。此时，郝荣邦又以每年1200文制钱租住。1934年，郝荣邦参加革命，1938年迁居延安。1942年4月，业主郝维清之弟郝全清未经第一典权人郝荣邦本人同意，从第三典权人手中把窑赎回并卖给郝凤治。6月，郝荣邦知道了此事，遂于7月返绥要拦买。经乡政府调解，准按原价由郝荣邦承买。郝凤治不服，告于区政府，区长张丕文决定由郝凤治买。郝荣邦不服，于当年11月上诉高等法院，被批回绥德地方法院。绥德地方法院仍维持区政府的决定。郝荣邦不服，于1943年3月再上诉于高等法院。高等法院判决由郝荣邦承买，在郝荣邦未返里前暂由郝凤治租住。郝凤治又不服，于5月20日上诉至审委会。审委会向中央印刷厂及边区粮食局函调了郝荣邦参加工作时的情况。之后，朱婴于6月8日草拟了驳回上诉、维持高等法院原判的判决书。其中指出，郝荣邦为第一典权人，依边区租典条例的规定及民间习惯，享有留买优先权。业主在出卖时并没有告诉郝荣邦，而是直接从第三典权人手中赎回该窑洞，于法不合。但这份判决书草稿被废弃。朱婴在此废稿边上留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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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各方折服，此案似应发回高等法院再审。请李副委员长决定。六、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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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鼎铭批复：“此案证据确凿，并未提出任何疑点，没有重审之必要。李，六月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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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李副委员长意见，此稿作废。朱婴 六、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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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审委会在6月29日给高等法院下达命令：“查绥德郝凤治郝生德为买卖窑洞上诉郝荣邦一案，郝荣邦既不在原籍居住，自无保护其优先权之必要。郝凤治与郝生德之父郝全清买卖契约应为有效。撤销第二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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