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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葛召棠的书法在其生前已有如此造诣，倘若再假以时日，或许真会如著名书法家王业霖（1946—1998）所预言的那样，“葛召棠先生必将是吾八皖书坛上的一代大匠宗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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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召棠还将笔触伸向了历史学，并且卓有成就。作为一名旧司法人员，葛召棠受到了司法改革运动的影响，于1953年被迫转业进入安徽省博物馆从事编审和古今字画鉴定工作。[20]这一调动，看似把他从专业领域调入了业余领域，但其实不然。他很快就适应了这样的工作，再加上他本身对新工作的兴趣，很快他便以业余身份做出了专业成果。这当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1954年他亲自率领考古队回繁昌县老家调查，在柯家冲首次发现北宋时期的繁昌窑（即柯家冲）遗址。[21]据专家考证，繁昌窑是长江下游唯一专烧青白瓷的大型古窑遗址，全国现在能确定是北宋早期的瓷窑仅此一座，相当宝贵。[22]除此之外，他还在充分搜集太平天国史料的基础上，相继在权威的史学期刊上发表了研究文章。其中他与孙百朋合作的《关于绩溪曹氏支祠的壁画是太平天国嫡系部队所绘的考证——对罗尔纲先生提出几点商榷》，对著名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罗尔纲所提出的“太平天国不准绘人物”的观点提出质疑，并引来罗尔纲撰文回应。[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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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召棠是名副其实的多才多艺，他的笔除了能变生出各体书法，撰写史学文章外，还能“生花”。他画的梅花，笔力遒劲，有其书法之风，简单几笔，梅花的傲寒之骨就已跃然纸上。[24]正是这样一位有着八斗之才的人选择了法律这条道路，用他的如椽之笔在法律的天地中尽情施展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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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课业与学术：法律学生的法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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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时人常把学习法律当作进入仕途的另一种替代方法，视法校是“为官之利器”，以致“腥膻趋附，熏获并进”。[25]当时有人更是把法律院校形容为“军阀官僚养成所”，将法律学生形容为“贪污土劣预备队”。[26]即便如此，也不能否认当时还有一批有着法治理想的青年，他们或许也带着学而优则仕的心态，但是他们未来是想为天下“仕”，为法治“仕”。葛召棠便是怀揣法治理想的法律学生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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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政热与葛召棠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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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习业法律是晋身仕途的重要途径之一，中国近代法学教育自清末产生以来就很受欢迎，颇得青年学子青睐。时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的黄炎培对当时的法政热有着切身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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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友朋，驰书为子弟觅学校。觅何校？则法政学校也。旧尝授业之生徒，求为介绍入学校。入何校？则法政学校也。报章募集生徒之广告，则十七八法政学校也。行政机关呈请立案之公文，则十七八之法政学校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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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热潮一直延续到民国中期，1930年的教育统计显示，当年全国各大学及学院学生数中，法学院学生有3507名，占大学生总数18.03%，名列前茅。不仅国内的大学生以习法政为尚，留学国外的学生也以460名学习法科，占当年留学生总数的31%而遥遥领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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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葛召棠为何选择了法律这一途呢？据其家人回忆，当时葛家在繁昌县城经营中药店，因贸易往来常与人发生纠纷，且时常会遇到一些不讲理之人，葛家认为家中需要出一个“能说会说道理的人”，以保护中药店的合法权益，不受恶人的骚扰。[29]这个重担便落在了长子葛召棠身上，然而促成他选择法律之路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心中的法治理想。自20世纪初开始，“法治”早已成为国人不懈追求的共同理想和深入人心、流传广泛的时髦语词。[30]法治救国也是众多法律人所共持的理想。尤其是进入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结束军政时期，进入训政时期以后，葛召棠坚信法治是这个时代的潮流：“现在世界的潮流，是开始争自由争平等而达到法治时期了。”[31]后文提到他在大学期间努力精通法学课程，并研究以法治为核心思想的法家学说，便是他作为法律学生实践法治理想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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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葛召棠考进了上海法政学院，学制三年。[32]上海法政学院的前身是女子法政学堂，由民国著名法学家徐谦及其妻子沈仪彬创办。后在张知本的资助下，“在亚尔培路附近租一小屋，举行招生，各科试题皆由余出，与试学生数千人，原有房子不敷，乃分成一、二、三、四等院，录取学生八百余人”，[33]由此开启了上海法政学院的成长历程。葛召棠就读的三年间，诸多名师如郑毓秀、高一涵、周新民、赵琛、丁元普等齐聚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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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法律教育培养法律人共同体是实现法治的重要途径，而一些法律学生对于只是身为“被培养”的对象并不满足，他们渴望在校期间便能切实成为法治建设的直接参与者。葛召棠便是这些法律学生中的一员，课业和学术是他法治理想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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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业与学术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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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业上，葛召棠态度积极，非常好学，而且在历次考试中都有非常优秀的表现。他曾在临近学期结束时，作为发起人之一向教务处建议每星期酌情加课，望能在学期结束前学完民法课程，因为当时民法总则遗留的内容如“法律行为”“期间及期日”“时数”等三章未学完，它们都是民法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些内容，“今之不学，则日后当感用难”。[34]他成绩优秀，曾连续入围1919年度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全校“成绩优良者”68人大名单，在校报《法政周刊》上被点名表扬并被授予奖状与奖品。[35]这个名单的评比是以全校各年级的学生总数为范围的，并不只是一个年级或一个班。而当时在校的学生共有732人[36]，能从这么多人当中突围出来，位列榜单，实属不易。也正是这样的好学，为他构建起了完善的法律学科知识体系，成为他在校期间撰写学术作品乃至今后胜任司法工作的重要基础。一名法律学生，若想在今后的法治建设中有所作为，大学时代对法律知识的汲取特别重要，而比法律知识的汲取更加重要的是法治思维的形成，时空不同，道理同一。葛召棠不仅在课业上有优异的表现，他还能凝神静气，于法家思想的学术研究上用力颇深，一来践行了自己的法治理想，二来锻炼了自己的法治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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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他在法家思想方面的研究著述，需从《法政周刊》上发布的两则消息说起。第一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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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学生葛召棠，平日勤勉好学，孜孜不倦，除将研究心得，撰成论文，按期披露本刊外，更从事于法律方面之新著作，近闻新著《法家法律思想之解剖》一书行将问世，洋洋十万言，以西洋法律为对照，包罗各家法律源流，可谓详尽无遗。[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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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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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专门部法律科学生葛召棠，平日勤勉学业，孜孜不倦，并工于著述，在本刊论坛上，已屡见不鲜，兹闻新著《中国古代法家思想》一书，业已脱稿，内容充实，考稽正确，并经于右任先生题名，高一涵许世英两先生题字，朱文黼赵韵逸江镇三三先生做序，又经陈人鹤赵韵逸两先生校正，闻该书已交华通书局印刷不久即将问世矣。[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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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则消息表达的都是这样的内容：葛召棠就要出书了，书的内容与法家有关。但由于消息中的两本书在当下未被发现，[39]所以就产生了如下诸多疑问：二书到底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其内容又是什么？等等。笔者虽然没有找到这两本书，也不敢肯定消息中提及的两本书已经出版，但笔者确信当时葛召棠手头肯定有关于法家思想的书稿，且已经成型，达到了出版的标准。有如下证据可以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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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两则消息介绍将出版之书的详细程度。上述两则信息对葛召棠将要出版的书都有详细的介绍，第一则消息当中有关于书名，书的字数，“以西洋法律为对照”的研究方法，“包罗各家法律源流”的内容；第二则消息则介绍得更为具体，这已经完全是一本出版著作的形式，而且题名、题字、作序和校正的名流当中，除题字的于右任之外，其余都是当时任教于本院的法学名家，负责出版的书局也已确定。《法政周刊》是上海法政学院的校报，“完全取一种公开态度，材料是有由全校师生通力合作共同供给的”，[40]全校师生也都能定期看到。如果周刊的编辑不是亲眼见过葛召棠的书稿，那么就不会有如此详细的描述，更何况有那么多本院的教授题字、作序和校正，这说明他们肯定都是看过书稿的，不然怎么去题字、作序和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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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葛召棠的为人。葛召棠出生儒医世家，8岁启蒙入私塾，接受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平日里结交的都是像吴北江、鲍幼文这些注重修身养性的传统知识分子。还有，据其家人回忆，1953年葛召棠调入安徽省博物馆后，除担任字画鉴定和文字编审工作之外，还负责物资管理。对于单位某些人采购物资经常缺斤少两的做法深恶痛绝，明察秋毫，一如其当法官时的刚正不阿，因此得罪了一些人，这也是他后来在政治运动中有不幸遭遇的重要原因之一。[41]以其为人来看，他也不会是无中生有之人，倘若手中没有书稿，他也不会允许将消息刊载在校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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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最有力的证据是葛召棠于1930年和1931年在《法政周刊》上发表的一系列关于法家思想文章，以及除法家思想之外的其他文章。上述两则消息都提到葛召棠工于著述，平日将研究心得撰成论文，并陆续发表于本刊。的确如此，在现存的33期《法政周刊》中，有16期都刊登有葛召棠的文章，其中有6期都是关于法家思想的。[42]剩余的其他文章当中，有3期则是关于中国法制史的其他内容，[43]法家思想研究属于中国法律史的研究范畴。其余的文章也基本都与当时的法治热点问题相关。[44]这些都说明葛召棠是有这样的写作能力和写作积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