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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笔者认为，不管有无出版，葛召棠确已写就至少十万言的解说法家思想的书稿。[45]一个作者将自己若干篇曾经发表的文章集结成文，是一本著作形成的重要途径之一。当时确已写就的书稿中，肯定有些内容已经在校报上发表过。虽然洋洋大作至今未得寻见，但是通过这些文章，我们或许能对著作的内容和特色“窥一斑而知全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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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法家思想著述，全方位廓清先秦法家思想的核心理论——法治——以知往鉴今，这是葛召棠以自己所长实践法治理想的方式之一。就所见来看，这些文章都以解剖管子与韩非子的法家思想为主，之所以要研究管子与韩非子，是因为葛召棠精辟地认识到了二者在法家历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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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思源，当纪念法家之鼻祖，法治之先导，之管子也……故当今凡研究泰西之法律，莫不自罗马始，研究中国之法律，莫不自管子起，管子之于法，犹孔子之于儒，老聃之于道，释加牟尼之于佛教，孙总理之于民国也。[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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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韩非的思想，“实诸法家之汇海，诸法家之法律思想，亦韩非之源泉也”。[47]可见，葛召棠认为，管子是法家思想之开山者，而韩非则是集大成者，能将二者的思想研究清楚，便能掌握法家思想（法治学说）的核心。基于这样的认识，他的研究“始于管子，终于韩非，首末皆见”便也说得通了。[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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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关于法家思想文章的具体内容与观点在当时以及现在看来并没有那么石破天惊，其使用的研究范式也是近代学者常用的范式，即以西方理论分析中国传统知识，并无特别之处。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至少十万言的论著出自一个只有20岁出头的在校大学生之手，且他在文章中体现的是其对所处时代的法治现实的关怀，以及对中国传统典籍以及对西方学者经典著作的熟稔程度，那么这着实让人敬服。[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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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反日运动：法律学生的爱国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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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召棠虽然在学习方面用力很深，但他并没有成为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他在努力学习的同时也兼顾社会活动，努力践行他担任秘书的上海法政学院附属中学学生会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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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更要郑重声明，我们不是书呆子，我们更不是只革命而抛弃读书的浮薄青年，“革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革命”，这是我们愿意全力督促同学们向前进的目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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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革命是指以三民主义为指导的革命，当时军阀虽然已被打倒，但“帝国主义还是横行于中国乃至世界”，“应该团结起来，一致向这无人道、无理性的帝国主义作一个血肉相搏的生死战”。[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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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正值葛召棠在学校的最后一个学年。在随后一系列反日活动中，葛召棠展现了一名中国青年的爱国本能，这种本能又在反日活动中得到熏陶与升华，更重要的是得到了理性的实践。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几天内，“日军势如破竹的占据我国东三省——沈阳，营口，长春……一带的领土，残杀十几万的同胞，开了驱逐舰四艘到厦门上海各埠”。[52]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上海法政学院的学生迅疾组建了上海法政学院抗日救国会，以“唤起国人积极抗日并示以治本治标之抵抗方法”[53]为己任。目前没有资料证明葛召棠加入过抗日救国会，但他与抗日救国会在反日活动上有着紧密联系。1931年抗日救国会准备出一期抗日特刊，聘请葛召棠为总编辑，并且以葛召棠的宿舍作为抗日特刊的收稿处。[54]他不仅担负着编辑处理稿件的重要任务，还亲自写发刊词，对日本“违背凯洛非战公约，破坏国际公法”的行为进行了理性与感性交织的分析和控诉。[55]他对日本的侵略计划条分缕析，指出“侵吞中国”是其“大陆政策”的重要环节，[56]充分展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与必然性，时刻警醒国人要有危难意识。在文末，他更是激昂万分，排比使用一连串典故，以表达他救国的迫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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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的民众如能怀岳飞“精忠报国”之热忱，做勾践“卧薪尝胆”之苦工，负马援“马革裹尸”之勇气，效班超“投笔从戎”之精神，与日本做韩信“背水为战”之奋斗，秦王“破釜沉舟”之杀敌，庶几乎中国有一线的曙光，这是本刊最后的希望！[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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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召棠不仅发挥了他文笔上乘的优势，更让人钦佩的是，他还身先士卒，投入切实的反日活动中。在抗日救国会组建的赴京请愿督察政府出兵团当中，他主动请缨，担任总纠察。[58]在去首都请愿之前，包括葛召棠在内的多名成员都表示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甚至愿意付出生命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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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后方同学，我们此举，实下有最大决心的。誓不达目的，决不生还！[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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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请愿期间，包括葛召棠在内的上海法政学院代表曾被怀疑有叛乱嫌疑，如此关头，他们并没有一味地只知谴责和消极对待，而是主动出击，登报澄清事情原委，并派代表与首都卫戍司令部直接交涉，以免“枉受不白之冤”，竭力挽回学校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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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往首都南京督促政府出兵之前，葛召棠还出席参加了上海安徽籍学生召开的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在出席的百余人中，他被选为由21人组成的干事团成员，大会当即决议：（1）通电全国，一致御辱；（2）电促和平统一；（3）发表宣言；（4）向各校征求皖籍同学自由参加，俾扩大抗日工作。[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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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召棠原本质朴的爱国主义在经过了反日运动的洗礼后，显得更加成熟与圆润。这样的爱国主义对其日后审判战犯有重要的意义。面对罪恶昭彰的南京大屠杀战犯，假若让仇日情绪占据了主导，感情压过理性的法庭审判工作，则首先会影响裁决的公正，更重要的是在国际舆论广泛关注的情况下，很容易影响法律思维的展现，给能言善辩的战犯本人及其辩护律师以可乘之机。所以说，葛召棠在学校的反日运动不失为一次爱国主义的成功的理性实践，加上他的法律知识，为其日后在屠戮国人的战犯面前，既能“扬眉雪耻平民愤”，又能“执法严辞审日酋”提供了保障。[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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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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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6月，葛召棠顺利从上海法政学院毕业。在校期间的优异表现让他引起了著名法学家赵琛的注意，不仅为葛召棠的新著《中国古代法家思想》一书作序和校正，[62]还在筹建首都高等法院时想到了葛召棠，第一时间电召其进京，成为首都地方高等法院的推事。[63]葛召棠在毕业到担任首都高等法院推事之间，在安徽从事了数十年的司法实务工作。据其家人回忆，当年葛召棠在安徽担任审判官时，曾多次收到百姓的“万民伞”，家中曾还有照片，但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照片已经不见踪影。不止如此，葛召棠的书法作品以及与书画界名流的往来信件等也不知所踪。但好在法律人葛召棠的事迹并没有湮没在历史中，而且他本人也因审判战犯和汉奸而永远为人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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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之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具体到大学的法律教育，它不仅是一个法律人获得法律基础知识、形构法律思维、萌发法治意识的渊薮，也承担着为我国法治建设提供人才的重要使命，是法治中国的重要推手。正因为认识到法律教育的重要性，而且我国时下的法律教育还存在种种问题，所以政府和法律院校正在积极寻求通过一系列改革来谋求问题的解决，并图进一步的发展。当下的法律学生，若能在法律教育制度存在种种漏洞的情形下，不因制度的缺陷而放纵自己，更不钻制度的空子，而是怀揣法治理想，坚定爱国情怀，精进于学习，关注时政，必要时参与时政当中，努力做到读书、革命两不误。在漫长的法治建设道路上，这或许会是一个法律学生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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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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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张宪文《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9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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