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715015
中国的“良心”概念之所以也被称作“天良”，是因为“良心”、“良知”不仅是道德之知，而且也是天赋之知。如孟子所言：“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5〕但这种天赋并非人皆有之。所谓良心或良知首先是士绅阶层成就圣贤人格的体现。孔子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6〕“天良”不仅使严太元这样的传统读书人自身以圣贤人格为追求，而且也塑造了一个和睦有序的社会氛围。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国家的礼治秩序正是通过乡村精英阶层的修身而在普通农家那里发挥示范作用，从而在村落范围内形成了某种意义上以个人关系和社会责任为基础的道义共同体。〔7〕当然，农民的道德良心与乡绅的道德良心并不完全是同源的。按照斯科特的说法，农民的生存伦理植根于保证自身的基本生存需要。在生存根基薄弱的情况下，安全成为他们生存的第一需要。因此，他们会尽可能地回避各种风险和冲突，以防止任何“使人陷入灭顶之灾的细浪”〔8〕。但无论是从乡绅的追寻先贤来说，还是从农民的回避冲突来说，都表明村庄内部矛盾并不突出，暴力冲突更是罕见。〔9〕
1702715016
1702715017
然而，我们在做土改口述史研究时却发现，就在柳坪这个宗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不突出的村庄里，1951年初却着实上演了一场异常激烈、致人死地的“宗派斗争”。这场斗争的风浪是如何突然产生的呢？
1702715018
1702715019
第八保解放前的最后一任保长是赵伯举，赵伯举为人较为本朴，不善言辞，而且当保长的时间也很短。保里在解放前政治上更活跃的人物是前任保长孙玉林。
1702715020
1702715021
孙玉林是下保人，而且是保里的小姓。他在外乡虽然也有一小块土地，但他在本保的土地却是向保里的富户李焕景租佃的。尽管孙玉林又把地租给其他村民去耕种，但他毕竟只是个“二地主”，在经济上是没有多少地位的。小姓，无地，却又爱抛头露面、吆三喝四，这就使孙玉林成了保里富户们推出的理想保甲人选。
1702715022
1702715023
按现在通行的看法，保长一般并非地方上的实权人物，他们往往只是地方豪强的代表，作为地方士绅与国家权力间的缓冲人物。〔10〕不过，处在地方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夹缝中，既可能是两面受气，也可能是左右逢源——其中的差别则要看保长的周旋能力。尤其是随着20世纪国家政权不断向下延伸，赢利型经纪模式替代了村庄原有的保护型经纪模式，有更多的土豪、无赖窃取了各种公职，成为乡村政权的主流。他们充任公职常常是为了追求实利，甚至不惜牺牲村庄利益。〔11〕保长虽然没有多少正式的薪俸，但通过征粮款、拉壮丁等关节上的运作，产生许多私下捞取油水的机会。何况，当保长还可能有经济之外的好处，比如说对那些好色之徒而言，这个职位就能为他们欺男霸女提供一些方便。
1702715024
1702715025
在第八保前后几任保长中，孙玉林这个保长算是当得最为滋润的，可谓是财色双收。后来他又被乡里选中，当上了驯鹿乡乡队副（相当于今天的乡武装部长）。乡队副这个职务要干的一件主要差事是负责在全乡抓壮丁，这使孙玉林势必要得罪许多人。但孙玉林在这件事上并非平均使力。第八保的上保与下保之间一直存在着明争暗斗，上保历来是全保的政治中心，而下保则因其平坝较多、地势有利而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孙玉林本来是上保地主李焕景的佃户，但他本人却是下保人，而且因为李焕景的家境一天天在败落，所以，孙玉林就渐渐不把李焕景和上保放在眼里，在征粮、征兵上都比较偏袒下保，而对上保则步步紧逼。由于孙玉林在乡里颇得乡长的赏识，李焕景虽然心里恼火，但一时对他也没有办法。
1702715026
1702715027
1949年12月16日，共产党接管了县政权。1950年，共产党对民国时期全县36个乡镇及其基层乡村的保甲建制暂时都没有变动，只是将县与乡镇之间职权较虚的3个指导区改建为具有实权的5个区，新政权的政策主要依靠区公所来贯彻和推动。驯鹿乡所属的区为山阳区，区公所驻地在山阳场镇上。
1702715028
1702715029
共产党在山阳建立起区公所后，原驯鹿乡乡长立即作为地下党认定的恶霸地主被抓了起来。乡队副孙玉林本不算什么地主，他本人也并无太大恶绩，只是喜欢在本保干些男女苟合的勾当或强占民女之事，但这些似乎还不足以将他作为立即镇压的对象。因而，1950年12月新上任的驯鹿乡长兼乡农会主任李西明提出留任孙玉林为乡队副时，区公所没有表示异议。李西明并不是共产党员，而是第八保下保的一个贫农。为什么区公所同意李西明来当乡长兼乡农会主任呢？因为那时山阳区的共产党员还极少，农民又没有被充分发动起来，在地主出身的人被逐出乡政权后，那些出身贫苦、能说会道、在地方上有一定威望的人就被推出来暂时填补这个职位的空当。李西明出身贫穷，但富有口才，是地方帮会组织的头目（位居“汉流大爷”），因而被区公所确定为驯鹿乡新旧乡政权交接的过渡人物。第八保中农出身的乡村医生严本立也因为这种原因被选为保农会的第一任主任。
1702715030
1702715031
国民党乡长的倒台让孙玉林心里有些慌张。尽管他得以留任，但他已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他必须想办法控制局面，继续保持他在乡里和保里的政治影响，至少是免遭打击。孙玉林与新乡长李西明同为明月坝人，平素关系不错，这是他谋求自保的一个有利条件。这时发生的陈邦友事件表明了孙玉林的政治影响依然存在。当时任保农会武装队长的王保卓是这样回忆前后经过的：
1702715032
1702715033
“刚解放的时候，保长是赵伯举。赵伯举当保长当了几天，一个月后就变成了农会，现在农会主任还在呢，就是严本立。他是开会时被选出来的。我（当农会主任）在他之后。他当农会主任，我就当民兵队长……。这是一个阶段。这一个阶段为什么过后他们就垮台了呢？就是村里头闹宗派，闹宗派是哪个回事呢？你听我讲给你听。”
1702715034
1702715035
“这个人叫陈邦友，陈邦友是个复员退伍军人。那个时候我们村里头有个恶霸，叫做孙玉林。下头（指下保）还有个李西明。他们几个人，就与李焕景等几个人一扯（即相互关系比较紧张）。扯起过后呢，李西明那时候是驯鹿乡的农会主任，他与孙玉林他们几个人关系比较好。你记不记得向道富那个媳妇？向道富的儿死了，死了嘛就有个寡妇，人家就要介绍给陈邦友，就是复员退伍军人嘛，就要安置来跟她结婚，安置在走牛梁。他们就不同意安排，不同意安排，这就搞扯（闹矛盾）起来了。农民呢，就拥护这个复员退伍军人。过后就没有闹赢，这个人走了，不晓得安置到哪儿去了。就这个一扯起过后唉，李焕景呢，就是孙玉林的老板，就是（因为）这个一扯起的。李焕景就到区政府里去告孙玉林。几告几不告，结果把孙玉林也抓去关起来，把李焕景也抓去关起来。双方都被关起来了。他们回来就被选掉了。”〔12〕
1702715036
1702715037
从这段话可以大致看出来，王保卓所说的“宗派斗争”实际上包含了三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紧张关系：乡队副孙玉林与地主李焕景的紧张；下保与上保的紧张（王保卓话里只提到了“下头”，即明月坝，而没有提：“上头”。实际上，对陈邦友安置落户给予最大支持的，并非王保卓所用的一个含糊的指代——“农民”，而是与下保相对的上保）；孙玉林等旧政权人物与新政权新人物的紧张。
1702715038
1702715039
前两种紧张是过去时代留下来的。第一种紧张反映了旧时代地主士绅与其政治代理人在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可能存在的裂隙。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大多简单地认为保长是地主利益的代言人，而没有看到这两类人之间既合又分的复杂关系。尤其是随着20世纪以来国家政权不断的内卷化，日益官制化的乡村政权越来越依赖正规化、官治化的行政机构，越来越脱离乡村自治的社会文化网络。这不仅造成了杜赞奇所说的乡绅“退位”〔13〕，即越来越逃离村中公职，而且，还造成了乡绅逐渐的失去其控制力，即他们已越来越没有力量在幕后操纵村政了。
1702715040
1702715041
第二种紧张反映了旧时代中因为自然地理、人口历史、宗族等因素造成的村内宗派争斗。在柳坪村，我们可以看到纯粹由宗姓引发的矛盾并不突出，而地理分割和历史渊源造成的上保与下保之间的紧张倒是比较突出。下保占据了大量良田，而上保则是全保的政治中心所在。上下保的紧张在这种经济与政治的分治中倒也可能达到某种平衡。但孙玉林作为下保人出任乡公所要职，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这种平衡，不免引起上保人的不满和焦虑。
1702715042
1702715043
而第三种紧张反映的是旧时代的政治人物对新政权和新人物的抵触情绪。显然，孙玉林完全没有看清形势，心里对国民党政权的卷土重来还抱有幻想。
1702715044
1702715045
在这三种紧张关系中，只有第二种紧张属于宗派斗争。但这三种紧张关系在是否同意陈邦友来保里“倒插门”落户一事上纠缠在了一起。
1702715046
1702715047
有意思的是，在这一事件中最惹人注意的竟是孙玉林的老板——李焕景。他并没有意识到新政权对地主的打击方向，而只是瞄到了新政权铲除旧政治势力的苗头。他因此期望利用新政权来消除他的心头之恨。
1702715048
1702715049
李焕景的这个期望倒是很快就实现了，但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事把他自己也套进去了，落下了“地主不老实”的把柄。
1702715050
1702715051
村里1950年后的一个重要政治人物梁少德的回忆证实了王保卓的说法：
1702715052
1702715053
“他（李焕景）本来就是想整孙玉林，孙玉林原来是他的客户，孙玉林当保长，但是，政治权力比他老板的政治权力要大，……他（李焕景）就经常跑到区公所，向区长说某某人的（问题）。当然那个上面派来的干部，他分析能力、知识各方面要那个（高）一些，有些事情过后还是要挖根子，就挖啊，就把他各人（自己）套起哎，孙玉林刹角（结果）也是被弄去了的。”
1702715054
1702715055
王保卓在话中有“几告几不告”一说，表明陈邦友事件只是村里这场复杂的“宗派斗争”的序曲。王保卓接着在口述中作了补充介绍：
1702715056
1702715057
“他们一扯皮（闹矛盾），刹角（结果）就把他们抓去关起来了。这关又是怎么回事嘛？就是民主建政选村长的时候，就在学校里，村里开会就在学校里。他们一联合起来，过后嘛，就来选嘛，他们就主张选孙玉林他们一伙人。但是一选嘛，就没有搞成器（成功），结果就把孙玉林弄倒山阳去了。过后呀，我是民兵队长，他们要去把他弄到山阳去关起来，就要我这个民兵去送。这一送啊，牟之叶他就把我反咬一口。他们就把牟之叶一起捆起来。送到区里面，过后啊，区里就问牟之叶：‘是哪个把你捆起来的？’牟之叶就说‘是他’（指王保卓）。（区里说）‘如果真是他的话，那把他也捆起来要不要得啊？’老实（感叹语），他（指牟之叶）就跑到街上买了一把绳子，把我捆起来。区里面的领导就（对牟）说‘你知法犯法。他（王保卓）把你捆起来是捆错了，你就倒把他来捆起？’（于是）就没有捆成，就把我留在（区公所）那儿。”
1702715058
1702715059
“这一留在那儿，那时候孙雨恒，到如今我都还记得，孙雨恒就是孙玉林的一个隔房的弟弟，自己人。他也在区公所，他知道这些内情。那时候就是王子云，王子云是审判官，区头的审判官。他的权科利也大，该关该罚的的，他一句话。晚上他就把我喊去问话，村里头是哪个去哪个来的（怎么回事）。我就把这个详细情况跟他介绍了。我跟他一说，他就把我放回来了。第二天一早，那时候的，像现在的，区大队（武装）就派人来把孙玉林捉起来了，后来枪毙了的。”
1702715060
1702715061
“这是这一段历史，这一段历史，把他枪毙了过后，领导啊，各方面就晓得我这个人忠诚，老实，能够主张正义，刹角就选我当村长。”
1702715062
1702715063
王保卓所讲述的是在1951年3月废保建村期间村里发生的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但在他的记忆中，捆孙玉林、捆牟之叶，还有捆王保卓，这一系列的事情被煮成了一锅粥，前后的逻辑比较混乱。另外，他的这个讲述还有几个说不清楚的地方：牟之叶是什么人？为什么在村里开会的时候，是他站出来与孙玉林争斗？对孙玉林从抓到审最后到毙的过程到底是怎样的？
1702715064
[
上一页 ]
[ :1.70271501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