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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梁世彩的关系上，他在1966年事发的当年，在铁的事实面前，曾经承认过自己的错误。而在1971年他被重新审查后则决定翻案，因为他担心此案累加到他所犯的错误上，会大大加重对他的惩罚。然而，党组织对他的翻案态度比他的错误本身更加不能容忍。因为，他的妄图翻案，是对党组织不忠诚的态度的表现，是极严重的政治德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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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严世国的关系上，他采取了架祸于人的办法。他悄悄写了一封信给严世国，与她统一口径，让严世国不承认与他的身体关系，而反咬区委书记曾与她发生过两性关系。他想这样来迫使区委放过对他的问题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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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严世国与区委书记是否真的有过两性关系，反正严世国后来是按照王保卓的意思对工作组那样说的。无论真相如何，严世国这样做显然都是得罪区委书记的。既然严世国一直在用身体换取政治上的安全和经济上的便宜，那她这次为什么竟敢冒险呢？也许是因为她已经在王保卓身上投入了太多的身体资本——不仅有她自己的，而且还有她女儿的（我们从工作组对严世国所作的另一份访问笔录中发现，严世国对王保卓和赵开兰发生两性关系的事并非毫不知情，而是装聋作哑），她不甘心就此失去这个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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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知是否因为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性，严世国没有按照王保卓的意思将信烧掉，而是藏在了家里。1971年12月，王保卓专案组的人得到群众举报后，对严世国再次审问，终于迫使她放弃了对王保卓最后的幻想，交出了那封信，这成了王保卓最后被打倒的重磅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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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权力对身体的占有本身并不是要害，对这类问题人们常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即使是像王保卓这两个问题的性质已经相当严重，但在处理上仍还没有到非痛下杀手的地步。但要享受身体上的特权，必须以自己的身体依附上级为前提。所谓“生活作风问题”的微妙性在于它是一个说大不太大、说小也不算小的问题。这种问题在权力的每个阶层中都可以成为政治斗争的利器——在这种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身体关系本身，而是政治上是否能以自己的依附获得上级的庇护。〔6〕王保卓与地主子女的性行为固然已经犯忌，但更关键的是，他竟敢“诬陷”顶头上司与地主子女有身体关系，正是这使王保卓最后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成为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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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组强大的攻势和压力下，被审查了一年多的王保卓终于全线崩溃了。现在他所寄望的不再是能否将事实瞒得住，而是自己能否通过深刻的自我批判取得组织上的谅解。他写了一份比一份厚的检查。但王保卓的这些“深刻”检讨已经晚了。他此时对党组织的诚恳已无法挽回他攻击党组织领导人带来的影响。他的问题最后被定性为党组织最无法容忍的错误——企图与党组织对抗的错误。山阳区委1972年对他作了“双开”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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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县县委直到1976年6月才批准了区委的决定，并明确了行政开除留用察看王保卓两年，以观后效。为什么县里这个批示拖了4年之久，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搞清楚。也许县里对是否保住王保卓这样一个由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干部的党籍多少还有过犹豫。王保卓从26岁当公社一般干部，到他43岁又回到他的起点，他用17年的时间绕着乡里走了一圈。当年他是如日中天的领导苗子，如今的年龄对一个普通的公社干部而言已经太大了。无论王保卓能否留住党籍，他的政治生命都已经到了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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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51岁的王保卓从公社干事的位置上退休回家。顶替他的幼子还不到16岁。因为那时传说今后不许再实行子女顶替接班了。让儿子有了正式的工作，也算是王保卓参加革命几十年修得的唯一正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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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小节所有的叙事材料均直接引自或综述自平县档案局惩诫档案《王保卓》（1976），以下不再一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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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保卓自己后来在简历中说是为躲壮丁而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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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棒棒，当地方言，多指小混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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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120-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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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王保卓当年参加柳坪村土改时，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村农会委员赵启才年过而立，还没有娶上老婆。他在土改时看上了地主严太元的女儿。上级告诉他，如果他要与地主的女儿结婚，就得退出农会组织。后来赵启才退出村政，娶了老婆。这就是柳坪土改中有名的“要老婆不要农会”的故事。这个故事实际上可以看成是严世国的婚姻故事的另一种讲法。不同出身的人之间的结合，对地主子女来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政治上的解压，但对贫下中农来说则意味着从此在政治上的不被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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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中国总体性社会中依附与庇护之间关系的分析，可参见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197页；Oi,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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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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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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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通过几个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类型的身体案件勾勒了一部村庄的历史，一部权力与身体的纠缠史，一部权力对日常生活的“入侵”史，一部身体暴力、两性关系如何与德治政体、与大众动员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一部村民的身体如何成为国家治理、权力讯问的对象，而村民又如何利用这种治理谋求自己利益的历史，一部在国家与乡村社会复杂的互动中，如何不断在确认并惩罚“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的同时，努力去塑造“新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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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西方现代性的历史也是一部将权力伸展在每个人身体上的历史的话，那么，我们从柳坪村这部村史中可以看到，中国当代社会的一个最大不同在于，它是力图把德治的原则烙在人的身体上。它不仅仅满足于控制人和利用人，而是试图通过各种政治运动来陶冶人和塑造人。当然，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事业在城市和乡村、干部和农民之间存在着许多的差异。我们从惩罚机制着手，实际上是想凸显国家是如何在一个低限上去塑造乡村新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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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具体理解这种塑造新人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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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会—政治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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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政治层面上，我们既可以看到中国与西方较为一致的地方，即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以及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展开，国家权力向基层的不断渗透等；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非常特殊的一点，即国家在向下渗透权力时所贯穿的特定的政治原则——德治原则。其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将德治原则和常规治理技术统合在一起的国家权力的运转逻辑，又可以看到村民的生活方式、斗争策略与这种逻辑既分又合的复杂关系。我们下面分别来作一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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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常规治理与政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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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本书的一条明线可以清楚地看到，乡村的惩罚机制既是在不断确认和巩固已有的权力安排和社会秩序，更是在发挥教育农民、从德性上改造农民的作用。比如，在严和烈案子中，我们看到保护军婚是国家稳定军心的重要措施。但仅仅惩罚那些破坏军婚的人是不够的，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消除破坏国家任何稳定的行径。因此，工作组不仅力图去挖掘严和烈犯案的思想根源，甚至还从严和烈所侵犯的对象——赵宗福所表现出的软弱和顺从着手，教育妇女如何应该以自爱来捍卫对国家、对军队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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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还有两条暗线扣合着这一主题。一条暗线表现在科层治理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科层的结构化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这样一个高度结构化的科层对于打破民众的原子化状态、塑造民众的集体认同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科层化的一个问题在于其功能科层化与结构化是相互背离的，也就是说，西方科层组织各种理性化的形式规则、规范化次序是有意识地被拒绝或无意地被忽视的。〔1〕这样一来，科层治理架构尽管在形式上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却排斥了丰富的、多样的和自主的治理技术，消解了社会成员进行自由伦理实践的可能性，造成了真正的治理技术的贫乏，其结果是同时瓦解了政府本身以及“社会”的行动能力。尽管“变通”和“幕后解决”为各种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疏解渠道，但由于国家排斥了任何非政府的行动能力，这就导致了大量的矛盾和冲突只要得不到政府的解决，它们就不会自然得到解决，而只会在治理架构中进一步发育。而当问题积累到贫乏的治理技术再也无法应对的程度时，当人民的主权被腐化堕落或平庸无能的科层官僚剥夺时，道德化的政治运动和群众斗争就成为矛盾得到解决的基本手段，剥夺者就面临被剥夺的命运，甚至科层本身的合法性都可能受到动摇。比如，我们在严福文的案件中可以明显看到，派系政治是如何去弥补科层治理的空缺或无力的。我们从牛启明和王保卓两人的起伏中还可以看到，某些干部是如何占据了为所欲为的特权位置，而那些特权又是如何可能在政治运动中转瞬被剥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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