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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张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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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正如朱元鸿（TheCounter - Revolution: A Family of Crimes, Communist Revolutionary Rhetoric, 1929—1989）所说的：“依据革命的语艺，反革命问题在于揭下面具，暴露潜藏的敌人与伪装的奸细。而事实上，反革命本身就是一幅面具，是为了证明革命真实与实现革命权力而为某些经过选择的特定群体戴上的面具。整个策略正在于：借着‘想象的’来证明‘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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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汤森，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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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由于在中国“毛泽东思想”有特定的意含，与我们的分析对象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在本文基本不用“毛泽东思想”一词，而用国外学者多采用的“毛泽东主义”（或“毛主义”）一词。关于毛泽东思想与毛主义，可参见史华兹．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陈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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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关于此文发表时的背景，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567-6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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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949年后界定“坏分子”的两条主要标准是：阶级出身和政治表现。如果说出身还是一个确定项的话，那么，“表现”就是一个含混其词的东西了。表现不好的家伙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反对、敌视和破坏”的敌人之间完全没有可供操作的清晰分界。对“表现”的含混性，可参见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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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这种不平等首先是政治上的，同时也因为政治上的不平等而带来经济上的不平等（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391-404页）。由于刘小枫对1949年后革命群众（积极分子）和一般群众的冲突和矛盾，已作了一个有见地的分析，本文不再重复，而侧重于分析群众尤其是积极分子与坏分子之间的斗争。值得强调的一点是，在“红”、“黑”高度对立的德治社会中，所谓的一般群众实际上很难真正立足，因为他们如果不能表现出积极的姿态，不能表现出对“红”的追随，那他们很可能就会被视为是落后分子乃至坏分子。实际上，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得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积极分子的姿态，只不过这些积极分子的类型也颇为殊异。参见陈佩华（《毛主席的孩子们》）对四种积极分子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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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高毅．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109-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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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关于丹东之死还有另一种释义，即从丹东与罗伯斯庇尔之间共同的人义论逻辑着手，参见刘小枫．沉重的肉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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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斯塔尔．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曹志为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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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也正因为此，“刁民”和“顺民”才从1949年后的官方话语中一并消失了。虽然一些地方干部还在私下里使用，但其含义实际上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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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参见《大河》对这套话语的简略分析。大体而言，国家对群众使用的一套话语主要是为了锻造“新人”的目标，而对精英使用的一套话语更多是出于利益分配上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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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这一现象是WhyteM. 提出来的。（参看WhohatesBureaucacy? In: Starked, Remaking the Socialist Economic Instiutio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39 -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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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韦伯．支配社会学（Ⅱ），295-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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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参见DelezueG. (Whatisdispositif? InArmstrongT. ed. MichelFoucault Philosopher, NewYork: Routledge, 1992)对权力的可见性的分析。值得一提的是，典型与人民-敌人、先进-落后、红-黑世界一样，也是一种与利益分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划分体系（典型-普通）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典型就是红-黑对立的一种放大机制。不过，这两种划分的作用机制也有不同之处：红-黑那种划分意在建立他者、夸大差异，更强调经过斗争达到认同；而典型的树立则往往遮掩差异，更强调经过模仿实现一统。这也是树典型多以正面为主的缘故，尽管许多的模范人物都是烈士，但德治社会所鼓励、所需要的正是人们共同的、无差别的、无代价的献身。参见BakenB. TheExemplary Society, 16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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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作为一个鲜明的对照，可参见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100页）对美国行政分权的政治效果的有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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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敬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90-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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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BernsteinT. (LeadershipandMassMobilizationintheSovietandChinese CollectivizationCampaignsof1929, 1930and1955, 1956: AComparison, China Quarterly, 1967 (31): 1-47)看到了苏联社会与中国社会的一些重要不同，但他没有看到“参与性动员”本身所蕴涵着的群众暴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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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如本文前言中所提到的，“德治”这个概念就是舍克基于她的学校研究而提出来的。陈佩华也是针对学生展开她对中国积极分子的研究的。而梅斯纳指出了军队在中国1949年后的矛盾角色：军队一方面是科层性最强的国家机器，另一方面又是毛泽东用以改造社会的模范。ShambaughD. (BuildingtheParty - StateinChina, 1949-1965: Bring the Soldier Back in, In: Cheek T. Saich T. ed.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 M. E. Shape, INC, 1997)也分析了军队在规范全社会上的巨大影响。战士和学生一直是捍卫毛主义最忠实的左右手，而作为战士（同时也作为好学生）的雷锋更是新德治社会最理想的人民（不是公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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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因为本文着重研究的是德治政体下国家与普通民众的关系，所以在此暂不考虑部队里的中、高级军官的情况，而将分析集中于士兵和基层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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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我们在这里也应该提到一个容易引起的误解：即认为军营生产的是驯顺的肉体，而学校生产的是驯顺的思想。其实，福柯（《规训与惩罚》，157页）的分析已经让我们看到，“驯顺的肉体”和“驯顺的思想”本就是不可分的。因此，纪律这种技术在军队和学校之间才会传播得很快——我们也更有理由把学校和军营视为同一类治理架构，或者说属于广泛的“监狱网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在军营，还是在学校，都很难想象非积极分子的生存空间。事实上，这里面人的差别常常只是积极分子的类型差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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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国家对农民没有建立人事档案，只有户口簿上几条极简单的个人信息；对士兵和中学生以上的学生虽然建有人事档案，但因为成员年轻，流动又快，所以显得较为单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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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无论是“人民—敌人”话语还是在“积极—落后”上的刻意划分，无论是在“积极分子”荣誉上的竞争还是在附着其上的稀缺资源配置上的竞争，都大力鼓励人们特别是同辈群体之间的相互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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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福柯．规训与惩罚，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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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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