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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六年，缉捕棚民，棚民拒捕伤差。安徽巡抚广厚委安庆府姚鸣庭会同本府成履垣、东山营参将督缉，棚民遂遁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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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二十一年，御史孙世昌奏，申禁徽属棚民垦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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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这方面的实例应当不少，可惜现时已难以觅齐了。我在徽州民间文约中见有一份祁门案卷，所述棚民的活动与休宁、黟县、绩溪诸县具有共同性。下面拟以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八日祁门县正堂张《讯详洪大由控郑国卿等讹诈送县私押并录递解后复来踞种缘由稿》[33]案卷，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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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案卷公文，收有棚民租种祁门紫溪源山场一案状供各词。由此可知，紫溪源一带山场在乾隆以前就有棚民租种，乾隆时奉禁“毋许私种苞芦”。乾隆六十年（1795），山主十六都锦城约、清溪约和十五都奇峰约三约人，以“锄种苞芦为害”，复立《合同文约》公禁。迨至嘉庆八年（1803），“胡道盛佃种祁门县陈家坑倪姓贞一、崇本二祠公山”[34]。嘉庆十三年（1808），胡道盛将山顶佃于怀宁人洪大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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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大由呈词：“十三年，顶身佃种，比凭倪昭泰、倪前镗等付顶银三百两，顶约确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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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禀为藉禁串宪，欺凌可，恳恩饬追事，内称：“嘉庆十三年，倪昭泰、倪前镗等，诱身与宋焰南等出银三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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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供：“小的怀宁县人，在治下种山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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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主”倪昭泰、倪起焕、倪前镗，系十六都锦城约倪贞一堂秩下，倪其林系倪崇本堂秩下，所租紫溪坞山场原为郑、倪二姓管业，立约公禁，而倪姓以租价一百三十两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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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昭太等供：“该山原与郑姓立约公禁，因树木柴薪不能兴养，一时起意，出佃与汪瑞和们，得有酒水银一百三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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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瑞和供：“倪其林出租山场，租价一百三十两，立有约据。因承管不便，把山一半，出顶与宋焰南兴种，得银六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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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焰南供：“汪瑞和将山出顶一半与小的，得银六十两。”又具领状则称：“民人宋焰南、生员康秀升名下六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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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大由供：“这紫溪山场，是小的同宋焰南、康秀升三殳[股]合伙，作租倪姓的，共价银一百三十两。”又叩恩鉴追遵谕愿归事，诉称：“该山租约，三人相共，康秀升等旧已呈案，是以今无约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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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六年（1811）九月初六日，监生郑日礼等以“倪昭太、倪起焕等盗召棚匪方然烈等入山搭棚，不问该生等祖业，强种不休”，具控到县。十二月，官府断倪昭太等退给汪瑞和、康秀升、宋焰南租价一百三十两，拆棚还山回籍。半年之后，洪大由以未还租价，复同胡文远等上山搭棚，兴种麻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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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生郑建周、生员郑铎等呈：“殊倪秉吉、倪吉子、倪雨占等，藐宪断为故套，仍复召棚匪胡文远、江义豊、朱万音、江斈[学]士、曹胡子等，藉贞一、崇本堂山主势焰，勾串住持匪僧青来等，内外呼应，星造棚座，强种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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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青来供：“僧人在西乡十六都中元山庵，庵内只僧一人，那出租与棚民洪大由的山，僧人无分，是倪姓的何人出租，僧人不晓得。棚民曹胡子有七根杉木寄在庵内，后来是他拿去，起了一个棚。洪大由与胡文远、江义丰、朱万音各起一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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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秉吉供：“出租棚民，是小的族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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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大由供：“小的旧年往浙江去了，是康秀升、宋焰南二人招小的三股之一租银私收，并不分给小的，故此今年同胡文远们仍来山上，搭棚锄种，只有四个棚。那曹胡子、朱万音顶宋焰南名下的山，小的租倪姓的，转顶胡文远兴种，得价银三十两。小的另有倪姓租约，没有带来。”又诉称：“可怜异懦，投治租种，价去百金，本应遵谕回籍，无奈血本分文未见，思念觅食难归，只得仍在热山，兴种麻粟度活……案南胡文远，系身转召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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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门县审断，仅将洪大由、胡老二、程玉得递解回籍。嘉庆十八年（1813）四月十八日，贡生郑建周等以“故纵复盗”上控，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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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溪源苞芦一案，前费多少情词心力，将宋焰南、康秀升等追租退山，押拆驱逐，满拟害可除、祸可免矣。旧洪大由等踞种复盗，又费百般纸墨，砚穿笔秃。宪不将伙党、眷属，一同驱逐，仅将洪大由、胡老二、程玉得递解了事。生比叩禀，宪慈不理。未几复来，旋又控案，沐批严拿究逐。差不但不严，且并不拿；不但不究，且并不逐，以致啸聚群凶，蜂囤蚁附，如狼似虎，大肆猖狂。今现添搭大棚数座，小棚十余，狐群狗党，不计其数，不惟洪大由、陈一德[程玉得]诸人在棚踞扎，万目共见，且尚有金、江二人，只知其姓，不识其名，对差王陞明言：“任生控告，有伊二人包出挺塘，若要大由等到案，则万不能！”差见人众势大，只好目视，莫能如何。可恨倪松曾将陈一德[程玉得]带到小路上，得受财贿，竟敢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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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二日，生员郑国卿等布下圈套，以诈许出租大坑山场，诱洪大由下山到祁门县城汪士英歇店，一面假装同意出租山场，写立租价五十两的期票二纸，一面暗叫公差将洪大由拘捕。洪大由不服，具呈徽州府和安徽布政使司衙门控告。到九月，官府才以驱逐洪大由等回籍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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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案情来看，胡道远、洪大由等租种山场，一次能付出三百金或百余金，显非一无所有的破产农民。洪大由的身份不详，“据生员胡选、职员胡兰供：生员们与洪大由姑表亲”，大致是原属中小地主，在原籍失去土地但颇有资财，即时人记述的“耐作苦，似甚贫，挟重资，又似甚富”[35]的人物。和洪大由合伙的康秀升，本人是生员。他们之所以逐而复来，一是山主贪图租价重金，二是有财力贿赂官差，甚至买通官府。再从“添搭大棚数座，小棚十余，群狐狗党，不计其数”的情况看，他们租种山场，兴种苞芦、麻粟，有的是小商品生产者（如曹胡子、胡文远等出顶银起棚耕种），有的则是雇工（系棚主招来，山主不识姓名者）。可惜案卷没有涉及棚民经营方式，使我们无从了解更多的情况。很可能，紫溪源山场的棚民经济是一株夭折的资本主义萌芽，现在却很难得到确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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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代祁门县的山区经济，从庄仆营山到出现棚民营山，是历史的一大变化。棚民营山的商品化倾向的中断和夭折，又使祁门山区经济的发展出现倒退。这可以说是皖南山区经济变迁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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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第三版） [:1702726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