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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仆制的上述变化，是由许多社会条件促成的。从经济方面考察，仅仅把它和商业资本发达这一特点联系起来，或者说受到外界商品经济的影响，似乎理由还不够充分。我以为，徽州私人地主制租佃关系的成长对庄仆制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应忽视的。也许，它就是庄仆制租佃关系变化最深刻的内在经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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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徽州中小商人和土地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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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徽州商人，傅衣凌先生的《明代徽州商人》[149]和藤井宏先生的《新安商人的研究》[150]两文，已有系统的分析。这里只想从民间文约资料入手，补充说明徽州商人和土地联系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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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商人的一个特点，就是宗族合伙，举族经商。这种商业的积累投资于购买宗族土地，无疑对巩固乡族共同体起了巨大的作用。徽州庄仆制的长期残存，与徽州商业资本的扩大，可谓是互为表里。但是，徽州商人和土地的这种联系，无疑是属于大商人阶层的。从接触到的一些徽州商人文书看，中小商人既无巨资显耀乡里，也和宗族土地没有发生直接的联系。这部分中小商人在历史上并不引人注目，他们和土地发生怎么样的联系，也很少有人加以研究。但是，徽州“服农者十三，服贾者十七”，“徽州俗例，人到十六岁，就要出门学做生意”[151]，在众多的徽商中，中小商人毕竟占了很大的比重，他们的情况是很值得探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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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试举两家作实例的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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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代徽商张友兰（省吾）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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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张友兰一家盛衰的商人文书，有其次子张明方写的《南京生意始末根由》和五子张明廉所写的《自叹》[152]。两篇文字都不长，为便于说明，先将全文抄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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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生意始末根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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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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慨吾一生，未得深通经史，惟能卑以自牧，俭以自持，立志成家，竭力佐父，有疏财仗义之心，而无怀私利己之念，将三十年履历辛苦，略记之，以为子弟鉴诸。己丑年，始馆于塘尾。壬辰春，馆于潜阜。丙申年，佐长兄至南京开锁铺起首。丁酉冬，同长兄回家，三弟完娶。戊戌正月，同五弟到京，不期二月初八日老父仙逝，是时老母在堂，长、二、五在京，三、六管农业，四弟读书。是冬，同长兄回家，出父柩厝之下池。己亥正月，又同六弟到京陡门桥锁铺。九月回家，十一月接嫂氏到京。庚子春，复馆于潜阜。辛丑正月，四弟完娶。癸卯年，三弟断弦复续。乙巳年，辞馆至京。四月，五弟完娶。五月，进山东贩药材，臈[腊]月同六弟回家，完中洲庄上之人，责备母之衣衾。丙午二月到京，四月同六弟用本银陆两置家伙，捌两买药材，在三山街新开药铺，长、五在陡门桥锁铺。七月遭吴徒之变，讼费那借，共用八九十两。丁未年十月初四日，药铺捉账，计本钱乙十三千二百九十一文，八折计银壹拾两六钱三分。戊申年三月初四日，捉账本钱乙拾九千三百六十文，八折计银壹拾伍两四钱八分八厘，巴结至己酉年四月，甫完六弟之媳。讵料十二月朔日，长兄不禄于京，柩寄德恩寺，借债费用二十余两，锁铺五弟一人掌管。辛亥冬、壬子夏，锁铺折本，五弟收了回家，贺母七旬。八月初八日，五弟才进药铺。九月，又遭拆披房之费。十一月初四日捉账，计银捌拾两令[零]一钱八分。是冬，带银二十余两回家置店买田。癸丑冬享，借同心共银伍两五钱，往嘉兴收布。甲寅春，京知特信，赶回南京。八月，又将银伍两过嘉兴，凑与程逢兄十两银会。乙卯年二月初四日，捉账共计钱七拾五两六钱。四月，赊胡宅铜货，甫开铜店。九月，盘兄柩回家。十月，同嫂氏并二侄女回家。丙辰年正月二十日，捉账药铺，计本银钱捌拾叁两肆钱肆分，铜店六十两。四月，五弟媳病故。丁巳年正月，复娶黄氏，是月药铺捉账银钱并京弟聘礼乙百贰拾两，铜店并胡宅货银共捌拾两，二店约计贰拾[百？]两。是年八月十三日，老母仙逝，七七内之费并嫁女孙奁、议还胡宅货银、祭葬买田之用，共用过乙百伍拾余两，仍存伍拾两。如其不彀，京出四分，立出一分，五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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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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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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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源自叹：年过五十，未遇好时，可怜坎坷懊恼，命蹇时乖，至今不但亲友不彩[睬]，即同胞弟兄，亦不觑不管他弟，我兄[弟]也不论事体大小，每每言语驳，但说起生意，亏他能挣。若不是李当私房，每能得到今日？又说起几个嫂子，都亏他娶，不想甲申年父娶长嫂，乙酉年六弟方生，难道在母腹中便能为兄娶嫂？！无影天语欺人。我恐后来侄子侄孙，不知详细，误以为实，其心不服，故将逐年前后事情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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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省吾公，讳友兰，生我兄弟六人：长名明高，号东山；次日明方，号西园；三名明享，号南桥；四日明立，号北基；我居第五，名明廉，号心源；六名明雍，号春源。长兄甲子生，二兄丁卯生，三兄癸酉生，四兄丙子生，我五弟癸未生，六弟乙酉生。甲申年娶长嫂程氏，壬辰年娶二嫂吴氏，丁酉年娶三嫂姚氏。戊戌年，长兄、二兄同我来京生意，不幸父亲二月初八日仙逝。本年十月，长兄、二兄回家，起灵癸[祭]父丧。己亥年，长兄、二兄带六弟来京生意，三兄在家务农，四兄在家教馆；本年秋天，母令长兄回家，带家眷来京，长兄因生意羁身，即着二哥、四哥回家，带长嫂来京同住，因此生意渐享。长嫂庚子年生侄女京弟。辛丑年，家中二嫂生侄男长保，本年母亲在家完娶四嫂氏。乙巳年，长兄在京完娶我妻沈氏。丙午年，二兄、六弟同开张药店。丁未年，三嫂姚氏病故，母亲复娶叶氏与三兄；本年四兄在家生侄男祖保。戊申年，二兄生次侄元保。己酉年，长兄同我锁店生意茂盛，四月完娶六弟媳。比时兄弟六人，同气连枝，集公艺之家风，独我命运乖蹇，不幸沈氏病故，母亲闻知不忍，令我归家。丁巳年正月十三日，又为我复娶黄氏，不幸母亲八月又弃世矣。幸而本年十一月生男名启辉。我前回家娶亲时，二兄、六弟在京讨丫头，喜弟又继，押子端保。戊申年，生次侄二保。本年生意大通，所积三百余金，寄五十金李当店，待冬二兄、六弟回家起灵出殡埋葬母亲支，兄支银替长保侄定亲，六弟将李当所寄之物，必要作自己私房，放债积蓄。庚申年，家中造屋，所费数百金，内有欠缺，六弟不肯还人，且要分店三处，二兄、六弟守旧，三兄在铜店，我与四兄祖侄同在新开北店。不期北基寿短，五十而亡，我只一人，目前欠缺不能出头，我子日夜忧闷，遂成吐血身亡。虽曰天命，但我老来无子，家中又穷，将何作处？若要俈弟，冷落难堪，欲要出家，继娶无养。常言有子靠子，无子靠侄，难道不念祖父一脉，任我飘流，葬身无地，决无此理。百年有限，难保无常，一时命尽难言，预留此一叹付汝知之，身后之事听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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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戌年心源泣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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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文所用纪年均系干支，无法确指具体年代，然其直书南京，作于明代当是不成问题的。作者的长兄张明高生于甲子年，《自叹》写于丙戌年。按：甲子年在明代，最早是正统九年（1444），次为弘治十七年（1504），三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而丙戌年则分别为嘉靖二年（1523）、万历十四年（1586）、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文中毫无涉及明末社会动乱、明清鼎革之事，似可排除成于明清之交的可能。依此推断，所述张家生意始末当为正统嘉靖间或弘治万历间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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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友兰一家可说是商、耕、学结合，他本人携长子、次子、五子在南京经商，而妻子和其他儿子居乡，“三、六管农业”，老四读书。他对诸子设计的这一格局，显示了他以末富起家，本富守之的意图，这正是中国封建商人的典型性格。尽管他是一个小商人，但其商业积累一开始便和土地结合起来。张友兰死后，“兄弟六人，同气连枝，集公艺之家风”，一度“生意茂盛”，在南京有陡门桥锁铺、三山街药铺、铜店，后期还有新开北店。老三、老六也先后脱离农业，进入商界。与此同时，商业资本的一部分又转移到土地上来，“回家置店买田”。张家如何“管农业”文内没有记载，但其家并无劳力，也没有庄仆，土地当是用于租佃经营的。此外，中国地主经济的上层建筑是以官僚政治为特征，这种传统的土地权力与行政权力、审判权力的分离，又为商人争取社会地位开了一条科举仕进的道路。张友兰的次子明方、四子明立，都曾尝试过走这条路，只是“未得深通经史”，没有走通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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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兄弟刻意经商，张明方标榜自己是“俭以自持”，但他们在从商上并没有得志。据这两篇自述，南京店业所得的盈利，除一小部分置店买田外，大量消耗于消费性的开支，如婚丧、讨丫头、造屋，多次从店中捉账；甚至被挪借作为讼费，白拆了不少资本。加上析户分产，店业在父母双亡之后一分为三，这都造成他们本来有限的商业资本趋于分散而不是集中。这种分散、消耗的趋势，又直接影响到商业本身的衰退，始靠赊贷、借“同心银”（高利资）维持，终免不了破产。六子张明雍尚能维持，不是“亏他能挣”，而是“将李当所寄之物”“作自己私房，放债积蓄”，把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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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代徽商姚氏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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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清代徽商姚氏一家盛衰的文书，有姚阿汪所立的《分析阄书》[153]。其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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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分析阄书母姚阿汪，自吾于归姚门，翁□子聘姑黄氏媲美，戮力勤俭谋为，初贩茶于西口关东，续创典于杭州新城，置田造屋，家业丰饶。诚燕冀诒谋之祖，此吾之所目睹者也，享年皆七十余而寿终。迨吾夫兄弟二人，缵承父志，内外廓增。不期家运中否，夫年四九，一疾逝倾，长子年才廿龄，余男咸幼，吾与计氏抚育教读。幸长男练事，继诸经营。越五年，亲叔年只五二弃世；又三年，长男廿八而亡，遗孙四周又一年；五男十三而夭。呜呼！我生不辰，叠遭屯蹇，悲伤五内，命也如何！后而典业堕隳，茶号亦歇，幸赖先人余业，门户仅支。今者二男婚娶，己育孙枝，三四皆聘未娶，但吾自夫丧后，屡遇颠连，家务繁冗，恄聒于衷，桑榆将至，精神昏眊，疾病相缠，不能胜其劳碌矣。故尔央挽凂族眷，将承祖及夫、男手置一概产业，肥瘠品搭，作文、行、忠、信四房均分。吾存田壹百砠、园地八斗；计氏存田贰拾伍砠，吾存作吾与计氏日给零用之需，日后永为祀产，四房轮收办祀以及众项公用。长孙幼孤，媳程氏青年守志，量扒田肆拾砠，慎德堂楼上东边正房壹广，以贴长孙……自今分析之后，产分虽微，亦可以为谋生根底。尔等须各立志，士农工贾，各执一艺以成名，务期扩□先绪，有光宗祖，垂欲后昆。吾深愿之望之，尔等其勖诸勉诸爱。立阄书壹样四本，各执一本，永远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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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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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乾隆三十九年岁次甲午春月 谷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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