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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购买者被称为“银主”，据我接触到的明清土地文书资料，至少在安徽的徽州、福建、台湾等地普遍通用。[11]见诸现存土地文书记载的，最早是明万历年间，最晚的是1950年，先后使用了三百多年。这一社会现象，是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白银的使用相联系的。明代前期，白银的使用日趋普遍，正德、嘉靖以后，美洲出产的银元经吕宋大量流入中国，白银数量激增，逐渐取得主要货币的地位。这些银元绝大部分是从福建的漳、泉流入的，于是福建成为普遍使用白银最早的地区。闽北虽然僻处山区，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流通（闽北的茶大部分用于出口）的频繁，白银也较早成为通行的支付手段。因此，在土地买卖中出现“银主”，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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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主”不是阶级或阶层的概念，其成分是很复杂的。先看下面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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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惠里四十五都李墩住人李芳椿，承祖置有晚田一段，递年供纳吴衙员米四石四斗庄，其田坐落土名坋垱……今来具出四至明白，且芳椿要得银两使用，情愿托得知识人前来为中说谕，就将前四至田立契出赔与本里下陈应龙边为业，当三面言议定时值价铜钱，前后共讫一万二千文小，自立成契至日，眼同中人等一顿交收足讫，无欠分文，易[亦]无准折债负之类，其田言定三冬以满，备办原价取赎，契书两相交付退还，如无原本，任从银主永远耕作，田系芳椿承父分定之业，与门房伯叔兄弟各无相干，系是两家甘心意允，各无反悔，今恐难凭，具立文契合同为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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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年二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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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赔契人 李芳椿 押（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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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中的“银主”陈应龙，当是一个比较富裕的佃农或自耕农，他从田面主兼佃农或二地主[12]李芳椿手上买得了田面权，“永远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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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下面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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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才里岭口坊立卖契字人陈炳泽，承父均分得有纳粮田一段，坐落土名横洋，田原计壹种，年该大苗四秤正……具出四至在契明白，且泽今因家下缺少银两完编，托中前去说谕，即将田召卖……引得本乡人陈观辅边进前承买，当日同中三面言议时值土风价银一两五钱正，玖五成色……其田自卖之后，仍从前田银主起佃耕作，且泽不敢阻当之理，其田民米二升五合正，现存十一图一甲陈御铎户内，如遇大造黄册之年，买主收拾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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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六年岁次戊申五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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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卖字人陈炳泽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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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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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中的“银主”陈观辅是个一般地主，他购买“纳粮田”（田骨），“起佃耕作”。还有些“银主”连皮带骨买进田地，“管业收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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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卖契人郑之焕，承父遗下有皮骨早田二段……计白米八萝正，该载民产伍亩零……今因缺少银两使用，情愿托得中人前来说谕……尽底出卖与吕子葵名下边为业，当日三面言议时值价纹银九十两正……自卖之后，仍从银主管业收租，不敢阻执，所有粮产递年津贴，如逢大造之年，收割过户，当差完粮，其田言议随冬备得原价，即便退还，如无原价，仍从银主永远管业收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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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卖契人谢延灼，承兄手置有皮骨早田一段……该载民产一亩八分零……尽底出卖与倪基亲名下边为业，当日三面言议时值土风契面纹银七十五两正……自卖之后，仍从银主管业收租。其田言议三冬之外，备得原价印番一百零伍元正取赎，即便退还，如无原价，仍从买主永远管业收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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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主”的身份虽各不相同，但都是用货币权力（白银）取得对田地、田骨或田皮的所有权。我粗略地将建阳、瓯宁、南平三县各朝民田买卖契约中使用白银和出现“银主”的情形作了一个统计，结果有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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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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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主”称呼的出现，意味着单纯依靠货币权力取得土地的情况增多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封建关系逐渐松弛的一个表征。由于一般的、非身份性的地主、商人以至自耕农、佃农中的富裕者，都有机会跻身于“银主”之列，如果社会上存在社会分工扩大、农产物高度商品化、商品生产的规模和水平较高等条件，“银主”便可能向“经营地主”或“租地农业资本家”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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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当时，闽北并不具备这种条件。由于对外贸易的刺激而激增的茶叶生产，绝大部分还是农家经营的副业或茶农的小商品生产。从有关的山契来看，竹、木、纸、笋的加工经营，有包买商插足其间，但这也只是资本主义萌芽水平不高的表现。所以，我们在土地买卖文书中只能看到：（一）通过货币权力取得土地所有权的商人，都是“召佃收租”的，他们取得土地，并没有触动原有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没有采用新的经营方式而成为“经营地主”式的人物。这部分人的商业资本消融在土地中，化为巩固地主土地所有权的物质力量了。这种“银主”，在清代是城居地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以为是近代旧中国普遍见到的“工商业兼地主”阶层的原型。（二）自耕农和佃农出身的“银主”，在田皮买卖中，一般是为了自耕或转佃他人的。其中，在自耕之外，利用购置田皮召佃收取地租剥削的，我以为就是毛主席曾经指出过的“旧式富农”的原型。（三）购置田皮完全用于中间剥削，自己脱离劳动的“银主”，无疑是近代旧中国普遍存在的、引人切齿痛恨的“二地主”的前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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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情形，我们看到的是：“银主”的出现，反映了货币权力对地权的渗透，体现了商业资本和土地资本、高利贷资本相结合的功能。联系民国时期闽北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银主”资料，“银主”的发展道路，便是旧中国商人地主、富农和二地主发迹的道路。土地买卖开辟的这条道路，是使闽北农村始终落后，广大农民陷于欲生不得、欲死不能的极端贫困状态的经济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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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田皮买卖与永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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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代，部分佃农经过长期斗争，取得永佃权。福建是永佃权盛行的省份。有清一代，这类田土在闽北各县占有很大的比重。佃农取得永佃权，不外下述情形：（一）佃农租种地主的山地或荒地，投入工本垦成熟田，取得永佃权，是为“开垦永佃”；（二）佃农对于佃来的田地，加以精耕细作，或投资改良土壤，使土地收益增加，地主不得随意收回转佃，历久而成永佃，是为“改良永佃”；（三）佃农因世代耕种地主的同一块田地，不欠地租，被地主认定为永佃，是为“认定永佃”；（四）地主在地权频繁转移的威胁下，为保障地租收入，自动将田皮分与佃农，强迫佃农确立永佃关系，是为“分与永佃”；（五）自耕农以低价卖出土地而保留永久耕作权，成为永佃，是为“保留永佃”；（六）佃农付出一定的价银（或变相的价银——“押租”），从地主手里买受永佃权，是为“买受永佃”。后面两种情形，便是直接与土地买卖相联系的。这方面的例子很多，笔者不打算加以申论。这里所要探讨的是，永佃农卷入土地买卖后，究竟对永佃权发生什么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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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农取得永佃权后，在佃户间“私相授受”，进行转佃或出卖，这意味着他实际上占有了田皮即田面所有权，已经从永佃农向田面主转化。而承买的佃农用于自耕，也就由一般佃户上升为田面主兼佃农。请看下面二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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