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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卖小赔田契人卢世炯，情因有得小赔田一段，坐落土名庙仔垅……其田递年实还田宅大苗早谷捌箩庄，且炯今因缺少银两他用，无从所办，情愿托中即将赔田前去出卖……凭中引到龙源坊林天翰边进前承买为业，当日同中三面言议定时值土风所卖契价纹银柒两壹钱伍分正……且炯自授价银之后，其田即便退与买主前去登田管业耕作。（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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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己亥四十年十二月 日 立卖契人 卢世炯（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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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卖赔契字叔荣衢，承父分受得有赔田一段，坐落本乡土名大应历上坋……且衢目下因条鞭紧急，乏银应用，无从措办，托中说谕即将前田出卖……凭中引到族内瑞桂边进前承买为业，当日同中三面言议定时值土风价钱一万纹[文]正色……其田自受价银之后，任凭买主前去登田耕作。（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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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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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赔契字叔 荣衢（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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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转让，说明永佃权已向田面权转化，佃农上升为“一主”，不仅有稳定的耕作权，还可以自由处置田皮。这种发展，有利于佃富农经济的成长。还有一种情况，即佃农卖出的田皮，直接归并于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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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归并田皮契詹廷谱，承嗣父有田皮一段，坐落同由后土名塘埂曲水圳……递年供还骨主江宅大苗壹拾叁箩贰斗正，今因缺银应用，托中说谕，将前田皮归并骨主江旌坊名下为业当日面议时值价银壹拾壹两正……自归并骨主后，任从田主另召别耕，永远管业，不敢阻执，再无言找、言赎等情，恐口无凭，立归并契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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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九年三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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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归并田皮契 詹廷谱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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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略）[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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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佃农不仅丧失了田面权，也同时丧失了永佃权。但是，田面权为原骨主通过土地买卖收回的例子还不常见，在更多的场合，田面权是落到所谓“赔主”“税主”的手中的。我手头有几个典型例子，先来看看张赤奴所立的赔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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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赔契人张赤奴，承祖遗下早田皮一段，坐落土名油坑墘，即目四至，老契俱载明白，计还主人张宅大苗谷壹拾五箩肆斗正。今因缺少银两使用，情愿托中将此田皮出赔与吴宅边为业，当日三面言议时值赔价纹银壹拾贰两正……自赔之后，仍从赔主前去召佃管业，其田皮言议后日备有原价，仍从随冬取赎，不得阻执，此系两家甘允，并无异说，今欲有凭，立赔契为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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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四年十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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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赔契人 张赤奴 押（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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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赔契载明，“赔主”购买田皮，是“前去召佃管业”的。田面权从佃农手上丧失，但又没有回到原来的地主手中。陈盛韶《问俗录》中所云“皮亦有不耕种者，仍将此田佃与他人，得谷租若干，并还骨主若干”[17]，便是这种“赔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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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主”实质上是二地主。它的成因之一，我以为和地主经营方式有关。明清时代，闽北的官僚、豪强和商人地主一般以城居居多，如建阳“乡民多耕市民田土”[18]，邵武、浦城等地均有城租之例，“佃人负送城中者，曰送城大米”[19]。这从土地买卖契约中亦可以得到证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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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断卖送城租米契约字人李崇忠，今因需钱应用，情将父手遗下租米壹石五斗，兄弟相共，其田坐落洪家窠亭前，内抽出崇忠己分送城租米柒斗五升正，册载民粮柒升五合，欲行断卖，请问房亲人等，俱各无力承交，次托中人引进到黄凌名下近前断买，当日经中三面议定时值价铜钱壹拾陆千文正，立契之日，一并交足，分文无欠，自卖定之后，任凭照契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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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五年二月十七日 立断卖送城租米契约字人李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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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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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典送城骨米契字人陈景熙，原因光绪十八年间向谢姓借出洋银五拾肆两正，今因手中空迫，无力归还，情将坐落里双溪漈下计田一坋，又一处坐土神桥，计田一坋，以下贰处，额载民粮叁斗贰升正，佃人龚道行……引进到谢子俊名下劝勉近前承典为业，当日经中三面议定时值典价洋银叁拾肆两正，除田价外，陈宅尚该谢宅洋银贰拾两正，经中议定每年应纳息银贰两正，该息银除归陈完课之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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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 （具名略）[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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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城居地主，都不亲自经管田业，坐收地租，世代相承，不少只知田地名而不明实际地段。这就导致了“赔主”的盛行。在政和县：“民间主佃交易，又有顶手田皮诸弊，始贪小利而取顶手，过手而递顶更换不一矣。为贪余利而购田皮，起皮而侵骨，朘削日滋矣，卒之田坏租缺，告讦纷起，此又私弊之一二端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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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崇安县：“佃田之名曰赔，赔为田皮，买为田骨，田与某耕种，亦止书苗之数，而并不及田之坵塅，虽主家换赔，亦听佃人自相授受，佃去则租无矣，而主家竟不知田之所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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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邵武县：“粮亩不清，皆由鱼鳞田册久失，致刁佃瞒田吞租，移坵换段，安享无粮之租，更有受价私脱，称为违例皮田之弊。”[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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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子华等在《沥陈丈量利弊》中说到南平的情形：“南邑之田，有苗主，有赔主，有佃户。赔主向佃收谷，苗主向赔收租。赔主日与佃亲，其田之广狭肥瘠，悉已稔知；苗主不知耕佃，其田之荒垦上下，无从稽察，徒抱租簿内之土名，向赔收租，不审其田在何图里，坐何村落。赔主乘其不知，或诈荒以抵饰，或侵占以欺瞒，甚有兜谷私收，而租银分文不纳，独累苗主驮赔者不休。”[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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