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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田骨的是田主，持有田皮的是从永佃农演化而来的赔户，持有田根的现耕佃户还是永佃农。在这一场合，土地所有权的分割，大小租关系的成立，是由佃户层分化为赔户与永佃农引起的，原来的田主不变，但丧失了田皮的所有权。而从佃户层分化出来的赔户，成了实际上的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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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租从田主层分化的渠道而来，也有许多事例。如万历《漳州府志》卷八《田赋考》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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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民受田者，往往惮输赋税，而潜割本户米，配租若干石，以贱售之，其买者亦利以贱得之，当大造年，辄收米入户，一切粮差皆其出办。于是得田者坐食租税，于粮差概无所与，曰小税主；其得租者但有租无田，曰大租主（民间买田契券，大率记田若干亩，岁带某户大租谷若干石而已），民间仿效成习，久之租与税遂分为二，而佃户又以粪土银，私授受其间，而一田三主之名起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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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的田主在出卖土地之时，保留供纳粮差的义务，成为有租无田的大租主，而新的田主不必负担粮差，而有收租之权，是为小税主（小租主）。在这一场合，土地所有权的分割，大小租关系的成立，是由田主层分化为大租主与小租主引起的，原来的佃户（或永佃农）不变。小租主因从原田主分割到收租权，而处于事实上的业主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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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指的，乃是比较纯粹的形态，事实上要复杂得多，甚至是错综交织在一起，同一块田地同时向两个相反方向演变。到了清代，田主层和佃户层的分化更加激烈，呈现出一田多主的复杂情况。从田主方面，大租权分割出卖引起田底权利的细分，出现“一根数面”，同一块田地上几个大租主并立；从佃户方面，田皮重叠让割的结果，又出现大根、小根与大佃、小佃，同一块田地上亦并存几个小租主。田皮的利益远高于田底，又使不少地主、官僚、土豪竞相买置田皮，“甘为佃户”，而原来的“田主”（大多是非特权而经济力量薄弱的中小地主和自耕农）因为卖掉田皮，又难于负担粮差而破产，主佃双方都徒有其名，实际的关系正好完全颠倒过来。永佃农或从永佃农分化出来的赔户，往往因为出卖田皮而重新沦为佃户，而从承购田皮转佃发迹的，大率是出身土豪、无赖之类的二地主。甚者“虚悬”有之，“白兑”有之，田主层和佃户层中人地位之升降十分激烈频繁，福建、广东、江西、江苏、安徽、浙江[142]诸省，都程度不一地存在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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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统一台湾之后，按照大陆各省成例，准许土著、流寓报垦荒埔、草地，经官查勘出示晓谕后，颁给垦户垦照，招佃开垦耕种，限年升科。虽然由于请垦的荒埔、草地有“官地”与“番地”之别，故“或请官给垦，凑股力垦，向番买垦，由番出垦，其业底来历不同”[143]，但大抵都采用垦佃制度。垦户（或垦首）持有官府所给垦照，是业主，其中大部分是富豪、士绅或地方强有力者，领给埔地面积甚大。垦户中有的提供农具，划分垦区，招佃开垦；有的不费一钱，仅递一禀，农具工本由佃户自筹；有的纯属侵占；有的是佃户推举。垦户每年所收之租，名曰“大租”，负责向官府供税纳赋。佃户是福建、广东渡台谋生的流民，和内地一样，按血缘和地缘关系与垦户结合，一般是出“犁头银”（工本费），由垦户订立“给垦字”“给佃批”，从事开垦耕种缴租。垦户收租供赋，佃户因出“犁头银”故有长期耕作权利，称为“田底”（即拙文所述的田皮）。这种关系显然是从福建移植过来，台湾学者多认为佃户得到永佃权。从《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144]所收“给垦字”看，康熙至雍正间出“犁头银”的佃户多无转佃权利。如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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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人要回家之日，先问明业主，任听其脱替。[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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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等……欲将田底顶退下手，务要预先报明业主。[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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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佃……如欲变退下手顶耕，及招伙帮耕，务须先报明头家查明诚实的人，方许承招，不得私相授受。[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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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个别地方，田底“转相授受，有同买卖”的行为已经发生。康熙《诸罗县志》卷六《赋役志》说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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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夫新旧田园，则业主给牛种于佃丁而垦者，十之六、七也，其自垦者三、四已耳。乃久之，佃丁自居于垦主，逋租欠税，业主易一佃，则群呼而起，将来必有久佃成业主之弊……又佃丁以田园典兑下手，名曰田底，转相授受，有同买卖，或业已易主，而佃仍虎踞，将来必有一田三主之弊，纳户可移甲为乙，吏胥必飞张作李，册籍日淆，虚悬日积，此又渐之不可长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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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自乾隆初年起，台湾垦佃间的永佃关系发展和普遍化，在招垦、招佃契约上规定佃户自由处置田底的权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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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要别置，听其照前收埔田底价银二百一十三大员，转售他人抵本，均不得刁难。[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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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佃别创，任佃退卖，业主不敢异言阻挡等情。[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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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日移售他人，听从其便，不敢阻挡。[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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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欲别图，转手他人，任从其便。[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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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契约关系上承认佃户自由处置田底的权利，实质上等于承认佃户有田面权。这样，台湾大小租关系便应运而生了。在现存可见的台湾契约文书中，最初在“大租”之外出现“小租”名目的是乾隆十八年（1753）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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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为蒸尝合同文约字人钟复兴，先年买有水田一处……中心大小六丘，田甲一甲三分七厘正，业主施每年每甲供纳大租八石，运港交纳。今因我夫妻年迈，并及弟复盛奈无嗣后，即将此田预立为蒸尝……遗下与弟瑞若兄弟管守耕作……当日三面言定，供纳小租一十二石，大租系瑞弟耕作之事。（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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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户取得田面权后，可以自由承顶田底，或招佃耕作，收取小租。因此，台湾大小租关系的来源，主要是从佃户层的分化引起的。到了嘉庆、道光之际，台湾的“一田两主”“一田三主”盛行，大租户（大租业主）与小租户（小租业主）并立，已是普遍现象。在这种俗习的影响下，有的地主一开始便给予租户小租权，如嘉庆八年十二月（1804）业主杨立付垦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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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付垦单业主杨，有荒埔一段，坐址渡船头圳墘……四至明白。兹有族亲茹叔等备送犁头银二百元正，请给垦单为凭，前去开垦为田，情愿年纳本业主大租谷六石，以贴公项；而小租永归开垦之人，听其招佃耕种。如缺大租不完，积欠过多，则任业主起耕。议约已定，各无后言，合给垦单，付执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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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道光以后，随着台北平原的垦成，水利和水稻种植的普及，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佃户层和小租户层在土地买卖与租佃中又进一步分化，同时由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田赋改为银纳，赋率提高两倍的影响，大租户层也出现震荡和细分化，形成一田多主的复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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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简述可见，明代中叶以后由于永佃权的确立，从田主层和佃户层不断分化，产生“一田两主”“一田三主”，在土地租佃上出现大小租关系。在大陆东南地区，大小租关系有的是从田主层分化发源的，有的是从佃户层的分化发源的；而在台湾，主要是从佃户层的分化发源的。但大小租盛行之后，这种两极分化便复杂交织，呈现出多主的形态，这在大陆和台湾，虽有时间早晚的差别，但过程则完全一致。台湾大小租是中国从永佃权到“一田三主”（佃户层分化）的典型，把它视为“特别的租佃制度”，是不对的。下面拟就大陆和台湾的大小租契约关系作具体对比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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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小租的典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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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田二主”“一田三主”下，大小租作为相对独立的物权权利，均可单独让渡、典卖。典卖契约按其对象分为大小全租、大租、小租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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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卖大小全租的契约，在大陆有关省份大量使用。福建发现的典卖契约，如延平府（今南平）、建宁府（今建瓯）之“大小苗田”，永安县之“正租连并业小租”，邵武府之“皮骨田”，泉州府南安县之“大小租”，福州、闽清之“根面全”均属此类。仙游亦有“大小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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