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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为贪余利而购田皮，起皮而侵骨，朘削日滋矣。[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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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平）南邑之田，有苗主，有赔主，有佃户。赔主向佃收谷，苗主向赔收租。[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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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阳）皮亦有不耕种者，仍将此田佃与他人，得谷租若干，并还骨主若干。[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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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乐）贫者买根耕种，且有不自种，而令他人代佃，佃户一还面租，一还根租，或总输租于根主，而根主分还面主者。承佃既久，私令他人转佃则又有小根焉。[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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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田有皮骨之分。田骨者，纳粮当差主田也。田皮者，始由主田税轻，佃收倍于主田，其后佃户替耕他手，以其嬴余，私为己有，称为田皮。传替日久，无异主田，或转售卖，竟有田骨收税一桶，田皮可收税三五桶者。[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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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州府属）田主外，又有收租而无纳粮者，谓之田皮……如系近水腴田，则田皮价值反贵于田骨……一经契买，即踞为世业……甚有私相田皮转卖他人，竞行逃匿者。[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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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霄）甲佃私自让与乙佃，而索让值曰粪尾租，又名小租。有时乙佃复让与丙佃，丙佃复让与丁佃，辗转私让，层累加值，甚而小租反比原租为多，于是一业为数主。[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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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势下，不少田主直接购买田面，进行小租剥削，兼有田面主——二地主的职能。如省城福州的官绅富室，多在闽清县买根（田面），“总缘根有数倍之收，虽价数倍于买面（田底），而生监富室乐于买根，甘为佃户”[31]；汀州府属“绅监土豪，贪嗜无粮无差，置买皮田，剥佃取租，只顾利己”[32]，以及南平县的“赔主”，台湾的“小租户”，都是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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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田主完全丧失土地所有权的原因之二为分产，即田主在分家拆产时，将土地分割成田底和田面，分与不同的家庭成员。清道光十一年（1831），光泽县古氏兄弟六人分家拆产，其长房分得竹山一嶂，《分关》中载明：“公议：所拼柴竹价钱皮骨三七均分。照管者授分十中之三；兄分授骨租十之七。并议杉木归从葑蓄，各宜恤业相顾。”在这里，长房仅分得山骨，山皮则归其他兄弟“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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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主层次权利的分割，在第一种模式中，是原有纵向结构的主体不变下的权利再分配，是部分土地所有权的变化；在第二、三种模式中，是原有纵向结构的主体更换下的权利再分配。后者虽然也是部分土地所有权的变化，但主体的更换即支配权的变动，又意味着土地所有权的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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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田主层次权利的分割还可与层次之间权利的归并相结合，即田主层次分割出来的田底权或田面权都可以归并于乡族，出现两个层次分割原属田主层次的权利。如上引光泽县古氏，在分家之际，直接把一部分土地的“田骨”提留为族人共有的祭产，而把“田皮”分授给不同的原家庭成员。又如光泽樵西古潭何陈氏，于道光八年（1828）十一月二十日立“拔田赡醮字”[33]，将在横南地方的“皮田”拨为夫族祭产，保留在田主私人手中的则是“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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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底权或田面权的再分割，是从上述基本结构发展而来的次生形态，即俗称的“一田多主”。从田底权再分割引起的“一田多主”，在法律上发生如下不同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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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田底权（主要指田底征租权）的分割，导致法律上土地所有权的移转，即主体的更换。如漳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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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租之家，于粮差不自办纳，岁所得租，留强半以自赡。以其余租，带米兑与积惯揽纳户，代为办纳。[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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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大租人，将粮差不自办纳，就于十石租内，存留三四石自享安逸，抽出五六石，带米九斗六升三合，白兑与积惯豪霸棍徒，代为办纳。[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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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底主将部分大租带米兑与揽纳户，即大租征收权一分为二，揽纳户是新生的田底主，事实上和原田底主共享田底权利，但在法律意义上，却意味着原田底主把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移转于后者，揽纳户具有田主的身份，代表田主层次的主体，国家和乡族层次的权利附着于投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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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田底权的分割，导致法律上土地所有权的碎分，即主体由单数变为复数。如仙游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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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卖契折桂里下亭林琬官，有自置傍字号户民田壹亩伍分，计壹丘，坐蔡店墩圳边第二丘两边落，东西四至载在官圻，年载冬早租贰石肆斗民。今因缺用，自愿托中将本田抽出壹亩，应大租壹石陆斗民，立契出卖功建里朱煌士为业，三面商议实值时价九五色广□银壹拾两正，其银即日交足，其本田租即听朱煌士前去批佃管收。此田租得系自己所置物业，与兄弟叔侄诸人无干，在先不曾典挂他人财物，保无交加不明等事。如有此色，系是琬官支当，不干煌士之事。现逢大造，其米许就折桂里九冬五甲林直卿户下除割过户当差，永为己业。向后并无先贱后贵、取赎取贴、借端执占言说等情。此系两愿，各无反悔，今欲有凭，立卖契为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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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年正月 日（具名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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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规定，卖主将自置地一丘一分为二，把其中一亩的大租带米出卖给买主，保留其中五分的大租带米。这一事实上的田底权买卖，在法律意义上则被视为土地所有权的分割买卖，买主是其中一亩的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人，卖主是其中五分的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人，各自附着分割部分的国家和乡族的层次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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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面权的再分割，主要通过买卖，如下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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