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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我国的经济构成中，国有企业占有极大的比重。这里需要检讨的问题是，国家经营的企业是否是国家实现公共利益的一种方式？国家能否以独占方式排除私人经营同类企业或事业？排除私人经营同类企业或事业的理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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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笔者并不认为国家义务与国家任务是等同的概念。一般说来，国家义务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它既包括客观法上的国家责任或义务，也包括与公民的主观基本权利相对应的国家义务；而本文所论涉的国家任务主要是指为维护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与实现国家目标而承担的客观法上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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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本图表只反映美国各国家权力部门的权力与职责方面的部分内容，不包括关于政府架构与组织（即分权与制衡）方面的条款，除某些规定中随附的但书条款外，也未详细列举对合众国各权力机关的禁止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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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台湾地区“宪法”中所指的基本国策就是德沃金所说的法政策。林明锵：《论基本国策》，载《现代国家与宪法，李鸿禧教授六秩华诞祝贺论文集》，1468页，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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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虽然这些国家宪法关于国家机关的权限的界定比较清晰，但仍然具有可以与时代发展协调起来的可解释空间，比如美国宪法关于国会管理州际贸易的权力，在不同时代其内涵就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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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孙中山曾指出：“国家宪法良，则国强，宪法不良，则国弱，强弱之点，尽在宪法。”很显然，孙中山将良好的宪法视为实现国家富强的必要条件。参见《孙中山全集》第4卷，3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然而，令人担忧的是，我国历部宪法对国家根本任务的强烈偏好确实也隐含着将宪法定性为实现国家根本任务之工具的危险。通过对国家根本任务的体系化解释以期在现行制度框架内消解这种危险也是本部分写作的动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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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如前所述，笔者认为宪法序言关于民族关系、统一战线以及国家政策等方面的规定都是为实现国家任务服务的，在广义上都属于国家任务的范畴，但此表格中未作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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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233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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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241～242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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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林来梵、刘义：《新中国宪法变迁的见证——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载《政法论坛》，2005（3），188～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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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魏德士认为理性与多数人之间的联系是民主制度的主导思想。虽然多数人的意见并不必然是理性的，但是凡是理性的必须是在自由的讨论交流中与大多数人相联系的东西。可以将理性视为告知一切人，反过来必须被任何人承认为依据的东西，也即一切人的共同点。参见［德］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264～265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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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82年以后的四次修改宪法，有三次都对这一段进行修改，而且有的话是反复修改。蔡定剑：《宪法精解》，140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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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蔡定剑：《宪法精解》，140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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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意识形态”一词由法国哲学家德·特蕾西（Destutt de Tracy, 1754—1836）在1796年首次使用，指一种新的“思想的科学”（idea-ology），试图以之揭示有意识的思想与观念的来源。特蕾西希望意识形态最终能享有与动物学和生物学等已确立科学相同的地位。到19世纪，马克思的著作赋予了该词另一种更为持久的含义。对马克思来讲，意识形态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维护阶级制度和剥削制度。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在于它的虚假性：意识形态掩盖了所有阶级社会赖以建立的根本矛盾，从而欺骗和迷惑从属阶级。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3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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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289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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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英］丹尼斯·劳埃德：《法理学》，M. D. A弗里曼修订，许章润译，16～17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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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肖蔚云等编：《宪法学资料参考》，9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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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许崇德：《现行宪法〈序言〉是旷世之作》，载法信网：http://www.law863.com/n143c16.shtml，2009年2月20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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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参见谢维雁：《论宪法序言》，载《社会科学研究》，2004（5），76～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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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林来梵：《新中国宪法变迁的见证——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载《政法论坛》，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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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参见毛寿龙、李梅：《当代中国立宪政府的发展与挑战》，载徐湘林等主编：《民主、政治秩序与社会变革》，108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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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参见［荷］亨克·范·马尔塞文、格尔·范·德·唐：《成文宪法——通过计算机进行的比较研究》，陈云生译，24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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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魏德士亦曾指出，表达意识形态的形而上学语句虽然不能以科学的方式被证实或证伪，但并非所有的形而上学语句都是毫无意义的，实际上，它们在实际生活中能够起到使人们的行为一致的作用。参见［德］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51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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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英国学者D.海伊认为意识形态主要有两种社会功能，其一它的有效性在于它的极端灵活性，而不在于要求人们把它当作一种教义，对于人们来说，它好像是他们亲身经历，所思所想的结果；其二，它是整个社会信念的储存者，由其来填补因为个体抗议而形成的沟壑。D. hay, Property, Authority and Criminal Law，in D. Hay et al.（des.），Albion’s Fatal Tree（1977），p.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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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001年12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李鹏委员长在法制宣传日座谈会上提出：“宪法序言，最集中体现了党的基本主张和人民的根本意志，是宪法的灵魂，同宪法条文一样，具有最高法律效力。违反宪法序言，就是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违反了宪法。”《李鹏在全国法制宣传日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1-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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