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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McCulloch v. Maryland，17 U.S. 316（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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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美国法学院内，最主流的案例教科书或许是冈瑟与苏利文所编著的《宪法》，该教科书即以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开始。参见Kathleen Sullivan & Gerald Gunther，Constitutional Law，Foundation Press，16th edition，2007。而另一本主流教科书则是由布莱斯特等人所编的《宪法决策的过程：案例与材料》。虽然该教材的特色是强化法院以外的宪法，但该书的后半部分“现代世界的宪法裁决”仍是以法院的判例法与学说为结构组织起来的。参见Paul Brest，et al，Processes of Constitutional Decision Making：Cases and Materials，Aspen Law & Business，5th edition，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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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路易斯安那购买的决策过程就是一个经典的宪法问题，但也是司法化与宾语化的理论所无法理解的宪法问题。其中的关键在于联邦政府是否有权从外国政府购买领土并将之纳入合众国。而由于政治利益的冲突，杰斐逊总统这位州权论者向来主张联邦宪法严格解释，但在路易斯安那购买上却变为联邦权的主张者；而他的政治对手联邦党人却因为主张同英帝国亲善而反对这笔生意。若干年后，杰斐逊在信中写道：“严格遵守成文法无疑是每位良好公民的义务，但它并不是最高的。绝境之法、自我生存之法、在危机中挽救我们国家的法律是更高的职责。因为对于成文法律的亦步亦趋，而失去我们的国家，其实是失去法律及生命、自由、财产……因此是荒唐的为手段而牺牲目的。”关于路易斯安那购买的一个基本评注，可参见Paul Brest，et al，Processes of Constitutional Decisionmaking：Cases and Materials，Aspen Pub，2005，p.6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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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khil Amar，America’s Constitution：A Biography，Random House，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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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而我在这学期所选修的另一门课则是阿克曼教授的The Constitution：Philosophy，History and Law。课程名称或许可以更清楚地体现出，law只是the Constitution的一个维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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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最近有学者明确提出要区别constitution和constitutional law的中文翻译，例如任东来教授主张将constitutional law译为“宪法法”，强世功教授将constitution译为“政制”，区别于constitutional law的“宪法律”，参见任东来《宪法法和宪法学：一字之差，本质之异》，《法制早报》2006年12月1日；强世功：《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但问题在于constitution也有多个维度，可能更好的做法还是根据语境不同而翻译为不同对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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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John Hart Ely，Democracy and Distrust：A Theory of Judicial Review，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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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参见Fred Shapiro，The Most-Cited Legal Books Published Since 1978，29 J. Legal Stud.（2000），p.397。夏普罗的相关评论即“在宪法内，司法审查的议题贡献出了这一阶段最多引证的法律著作，伊莱的《民主与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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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Bruce Ackerman，We the People：Foundation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We the People：Transformation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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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Bruce Ackerman，We the People：Foundation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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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本段所引用的阿克曼言论，可见Bruce Ackerman，We the People：Foundation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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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关于中国政治研究“接轨”与“拿来”的探索，可参见王绍光《祛魅与超越》，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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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事实上，我们的宪法学者已经开始了“发现宪法”的努力，在这方面最成功的理论探索，不妨参见苏力《当代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分权：重读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第五节》，《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张千帆：《宪法变通与地方试验》，《法学研究》2007年第1期；强世功：《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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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关于世界宪制的一个分析框架，可参见Bruce Ackerman，“The Rise of World Constitutionalism，”83 Virginia Law Review（1997），p.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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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当时曾有汉密尔顿是华盛顿私生子的传闻，汉密尔顿在独立战争时曾是华盛顿的副官，在华盛顿总统任内担任财政部长。甚至在1798年，亚当斯总统曾邀请退休的华盛顿重掌美国军队以备战，华盛顿重新出山的条件即为由汉密尔顿出任军队的第二号人物。私生子的传闻不太可能属实（虽然华盛顿确实曾在汉密尔顿出生两年前到过西印度群岛），却表现出时人对王朝政治的担忧。参见Akhil Amar，America’s Constitution：A Biography，Random House，2005，p.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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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在美国建国之初共和政体的不确定性。美国宪法的第二条还规定总统必须在出生时就是美国公民或者在宪法通过时已经成为美国公民。如果说后者是为了给出生在西印度群岛的汉密尔顿留下一个例外，那么前者的一个目的就是防止来自欧洲的王室通过武装威胁或经济激励而被选举为美国总统。事实上，历史学者已经发现证据，就在费城会议的数月之前，邦联执法长官就曾写信给普鲁士的亨利王子（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弟弟），询问他是否有可能跨越大西洋来美国出任立宪君主。而当时还有一个流行的传闻，英王乔治三世的次子将被邀请成为合众国的国王。参见Akhil Amar，America’s Constitution：A Biography，Random House，2005，p.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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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Akhil Amar，“The Document and the Doctrine，”114 Harv. L. Rev. （2000），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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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鲍比特在20世纪80年代曾总结出Historical，Textual，Doctrinal，Prudential，Structural，Ethical六种宪法论证的方法，这基本上构成了现代宪法学在讨论宪法解释方法时的基础。参见Philip Bobbitt，Constitutional Fate：Theory of the Constitu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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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Akhil Amar，“Architexture，”77 Indiana Law Journal（2002），p.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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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Robert Cover，“Nomos and Narrative，”97 Harvard Law Review（1983），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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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Akhil Amar，“Intratextualism，”112 Harvvard Law Review（1999），p.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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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Laurence Tribe，The Invisible Constitu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中译文可参见劳伦斯·却伯《看不见的宪法》，田雷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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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却伯教授的原文如下：“my interest is less in what’s invisible‘around’the Constitution than in what is invisiblewithinit.”参见Laurence Tribe，The Invisible Constitu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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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在这一问题上，阿克曼与阿玛有一个著名的辩论。阿玛将自己定义为文本主义者。虽然他也认为宪法第五条的修宪程序并非唯一的修宪途径，但认为新政存在着成文的宪法基础，这就是1913年的第十六修正案，该修正案授权国会征收所得税。也就是说，无须等到罗斯福新政的宪法时刻，1913年的修正案早已否定了自由放任的中期共和国，参见Akhil Amar，America’s Constitution：A Biography，Random House，2005，p.405-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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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Gordon Wood，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9，p.1776-1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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